沙田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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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安城中村做法律顾问,我看见深圳的另一层底色



宝安西乡,距离南山科技园12公里左右,乘坐1号线大约10个站路程。作为深圳最早的工厂聚集地,这里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工业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西乡片区常住人口超过85万。在南山上班的白领,附近工厂的工人,做生意的商贩,以及本地人,组成了形色百态、生机勃勃的市井群像。


律师包颖琦在2019年到2021年,被派驻到西乡街道的社区做法律顾问,这是深圳司法部门,近年来大力推进“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里,包颖琦接待过年关讨薪的建筑工,因继承纠纷持刀追杀亲属的本地人,婚姻问题重重的打工家庭……不同的矛盾纠纷背后,也折射出重男轻女等社会观念。他们的生活状态,让包颖琦看到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另外一层色彩。


以下为包颖琦的自述:

2019年到2021年,我在宝安西乡街道做了两年的法律顾问。两年里我前后待过两个社区,都属于城中村。我先生当时和我在同一个律师团队,被派到西乡街道另外一个社区,那里以高档住宅为主,住了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等白领人群。

三个社区虽然同属一个街道,可人群结构不同,我们俩在不同社区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我印象中,离婚、农民工讨薪、继承 、长租公寓暴雷引发的租赁纠纷,在这片区域相对比较集中。


本地村民中,温饱家庭的家产之争

第一个社区以城中村本地人为主,来咨询的有很多是继承问题。来我这儿咨询继承的本地家庭,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家里有多少套房产多少栋楼,这些人经济水平都非常一般。真正有钱的那些村民,遇上继承纠纷,估计会直接请商业律师。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老太太,她丈夫去世了,留下了一间板材搭建的小房子。俩人是半路夫妻,丈夫前面的儿子,为了争这间小板房,拿着刀追着继母跑。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改嫁带过来的,这个继子根本不把母女俩放在眼里。


这个房子没有产权证。到这边做法律顾问以后,我才知道,城中村里,很多房子都是这种情况,户主没有任何的产权证明,只有股份公司开的一张纸质证明,因为地皮属于股份公司。

这张纸除了股份公司,谁也不会认,这种情况通过法律途径,你很难帮他解决。而且本地村民的习惯,就是有什么事找股份公司董事长,大家同宗同族,董事长在村里有一定的威信。相比较之下,他们没有那么信任律师,我也不是广东人,沟通起来语言上也有隔阂。因此,村里面的大部分继承纠纷,我们法律顾问都是和股份公司一起来做调解。

还有一个继承的纠纷,是个八兄妹的大家族。就是社区调解员,我这个社区法律顾问, 股份公司董事长和工作人员,跟这个家族里的成员坐在一起调解的。

这家的老父亲去世了,他有个小房子,算是最主要的遗产。老父亲生前没有留下有效遗嘱, 三个儿子在继承权上起了纠纷。

来到我们这边协调财产分配的只有三个儿子,在座的人当中,除了我全是客家人。整个调解过程大家都在讲客家话,我要靠旁边的人翻译才能听懂。最后在场的人协调的结果就是,三个儿子均分父亲的房产。

包颖琦(右一)在社区普法.(本人供图)

站在律师和女性的角度,我认为家里的五个女儿,和三兄弟有同等的继承权。可这家的女儿,没有一个出席这场协调会,我不清楚她们的真实态度,是不是她们已经默认,父亲的遗产不属于她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分配方式,我也不可能跳出来,为没有来的女性说话。


被漠视的女儿

在这边社区遇到的很多问题,你能从中发现,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居民中仍然普遍,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源头。

我先生调解过一个赡养纠纷。老太太一直由女儿在深圳赡养,住的是女儿的房子,保姆费是女儿出的,但老人特别偏袒老家的大儿子,在遗嘱里把大部分财产都给了儿子。女儿意气之下,威胁老母亲马上搬离自己的房子,保姆费她也不再支付。

其实女儿是希望母亲一碗水端平,她很委屈,自己一直承担责任,在继承上得不到公正对待。社区很担心女儿真的把老太太赶出家门,连着调解了两三天,把老太太的儿子也从老家请了过来,最后儿子承诺,每年一半的时间,会把母亲接回老家生活。女儿的愤怒不甘才渐渐平复。


重男轻女这一点,在潮汕家庭中尤其明显。我记得有个孕妇,当时过来跟我说想离婚。她抱怨婆婆只心疼儿子,儿子不回家不做饭,儿子不吃饭不做饭。儿媳妇怀着孕需要照顾,可婆婆的态度是,谁知道你怀的是不是孙子。

这样的家庭环境,要是丈夫能给妻子多一点关心和支持,她还能撑下去。偏偏丈夫对家里的事情不管不问,这位妻子对婚姻就非常地绝望。

还有个家庭,夫妻俩有一儿一女,丈夫跟妻子提出了离婚,而且明确说只要儿子。丈夫这边的家庭,一直没把女儿当回事,妻子来咨询的时候,跟我说她也想要儿子。

我劝妻子,如果离婚后,你把女儿留给父亲,孩子会不会被善待,这辈子毁了怎么办?她回去考虑了一段时间,跟我说她决定要女儿,不争儿子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说俩人和好了,不离婚了。再过一段时间,她又来了,俩人又打算离婚了。像这种婚姻里闹闹停停的家庭,在咨询的人群中是很常见的。


打工家庭,全职妇女的婚姻困境

我们在社区值班的时间,是朝九晚六,一般有时间来咨询的,多半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上班族要来咨询可能需要请假,他会掂量这个成本的。

来我这里咨询离婚问题的,全部都是女性。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中年妇女,经济上还得依赖丈夫。她们的婚姻质量,即便说很不怎么样 ,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离婚的,这是现实的经济能力决定的。

很多妻子你问她“现在住哪里”,她说“老公租的房子里”。再问“如果离婚怎么住,能找到什么工作做”,她就不吭声了,想一会儿自己又回去了。


绝大多数女性过来,也不是决心要离婚。她们还是以宣泄为主,心里的气卡在那里,坐在我对面,聊起家庭生活,聊起丈夫、婆婆的冷淡苛待,能说两三个小时,很多人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性,怨气一般特别大,“我累死累活照顾家庭孩子,他还跟外面的女人眉来眼去”之类。 

在律所,婚姻家事也是我的主攻方向,所以也接待过很多要代理离婚的客户。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婚姻生活糟糕的夫妻,无论收入、知识水平如何,大家的婚姻问题,其实都相差不大,都是婆媳矛盾、家庭责任承担、婚内出轨等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最后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在社区,我从来没有遇到男人来咨询婚姻问题。有次,一个中年女人来跟我倾诉婚姻矛盾,我建议她把丈夫带过来做下调解。结果,她丈夫来到我们办事大厅,一看旁边来来往往的人,扭头就走了,他可能觉得丢不起这人。

包颖琦在社区就婚姻问题做普法讲座.(本人供图)

婚姻里的矛盾,很多男性是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说的,这或许跟男权社会下,男性的自尊心有关。 

很多年前,我在律所里接待过一位男性。我们聊完之后,我递给他一张名片,说万一有需要,可以来找我。他说名片我不要了,怕回去被老婆看见。当时的情况是,他老婆出轨,他已经掌握了证据。但是他说,在他老家潮汕离婚是很耻辱的,很显然他还想把婚姻维持下去。后来,那个人把我微信删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讨薪的建筑工们

我服务的第二个城中村,附近有一些商业,居民当中,租住在此的年轻打工人比较多,除了小夫妻的婚姻纠纷,讨薪问题、投资合伙的纠纷也比较常见。尤其是年底,会有不少建筑工人的劳务纠纷。

建筑工人讨薪,一个比较麻烦的点,是他们很多人不签劳动合同的。没有固定证据,法律维权会很困难。遇到这种情况,你得先普法,告诉他们即便不签正式合同,也得有个书面的东西,哪怕写个字条,也算是个证据。


他们没有任何劳动关系的凭证,你得教他们取证,比如在微信上跟对方套话,你答应过付我多少钱,让对方回答。或者找对方当面对质,把对话录音。这都能算是证据。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临近年关的时候,十几个建筑工人一起来了。他们在附近一个工地上做工,年底该结清工资的时候,包工头拖着不发。




他们当中,三个被推选为代表的工人,气势汹汹地进了我们办事大厅,其他人守在门外。

三个男人,一个坐在我对面,另外两个把我一左一右两个办事窗口的接待位置占了,那其实是办理其他业务的窗口。他们不管,坐下来就冲着我说,“今天我拿不到钱,我们就待在这儿,哪儿不去了”。

气势虽然霸蛮,但从脸上你也能看出他们非常焦愁。估计来到这儿之前,他们已经碰了不少钉子,刚才那一出,十有八九也是提前商量好的。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三个坐在窗口的工人,应该是十几个人当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起码是识字的,而且有一定威信。很多建筑工不识字,在城市里好多事情没办法独自处理,他们会推举几个人出来,把身份证和事务,都交给领头人来处理。


这十几个工人,每个人被拖欠的薪资,额度从两三千到一两万,数目不大,但对人家来说,这是拿回家过年的血汗钱,一家老小的开支,可能都指望着这笔钱。

他们坐在我面前,话里话外透着焦灼,在外面累死累活干了一年,就盼着拿钱回家过年了,“现在家回不了,在这儿耗着,吃喝拉撒都要花钱”。说完还吓我,说身无分文了,今晚没地方住,就住在这儿了。

这个事情涉及到的建筑工数量比较多,当时社区工作站的党委书记出面,跟用工方做了沟通,最后算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

社区法律咨询 ,主要特点就是事情很小,还不够格到法院的程度。很多事情可能在我们外人看来,就是鸡毛蒜皮,可对当事人来说,我就是过不去,就要找法律顾问来解决一下。

刚去社区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孩子来问我,说她们家孩子跟隔壁孩子玩闹,嬉戏过程中,把第三个孩子手机打到地上了,这个手机修理费花了二百元,她觉得这个责任不该只由她家来承担,另外一家也要分担100元。这种事情,很难上升到法律问题,我只能教她,如何跟对方去沟通协调。


其实这个工作挺适合我的。我喜欢跟人打交道,也喜欢解决矛盾。同样做律师,我先生更享受案子胜诉的成就感,我跟他不一样,我更希望矛盾双方先坐下来谈谈,如果大家聊过之后,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达成和解,不需要再上法庭,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成就感。

在社区这两年,收到了居民送的锦旗,应该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当时我调解了一件投资合伙的纠纷,两个合伙做生意的女性,来到我这里时,已经闹得很紧张了,在利益切割上特别较真,连“我当时买根钉子花了多少钱”都列了出来。我前后调解了四次,两人最后协商出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其中一个合伙人,不久之后来到我们办公点,给我送了一面锦旗,还在锦旗上夸我是“当代包公 ”。巧的是,我的确是包公的后人,这个在我们族谱上是有记载的。我把这件事发到家族群里,我们家里人高兴坏了,把我夸得,有种你上了状元榜,光宗耀祖的感觉。

在社区里,虽然碰到的都是小事,解决的也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你能接触到这个社会,尤其是相对底层社会的形色百态,它非常丰富。这个过程也帮我理顺了很多职业方向上的困惑,处理过各种纠纷和矛盾之后,你会更清楚,你更擅长哪些方向,对哪些领域更有兴趣。


 文/黄小邪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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