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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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的爱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E5%90%91%E6%97%A5%E8%91%B5%E7%9A%84%E7%88%B1&fr=pb&ie=utf-8&id=tb.1.1cd9ae0f.nzrRWDC8MqXgN29zPMwuCA

“打鸡血运动”席卷全国的背后,是一个民间医生的突发奇想

支那贱畜没有什么可自信的,文化是垃圾,历史是侮辱的,科技空白,发明创新没有,都靠抄袭西方成果。支那贱畜像猪一样活着,吃口饱饭就感觉自己牛逼了,天天歌颂政府。学术上落后,民族凝聚力一片散沙,政治上至少落后五百年,空气雾霾,水污染,土地污染,食品各种化学品,这是一个弱智民族,注定灾难不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荒诞而狂热的“打鸡血运动”,波及大陆除西藏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数以百万计的国人参与其中。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其基础的“鸡血疗法”是一个叫俞昌时的民间医生提出来的。和苏联的勒柏辛斯卡娅一样,五六十岁的他突然宣称自己做出了一个世界级的成就——发明了包治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鸡血疗法”。之后,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局介入,组织力量对其进行了动物试验和临床研究。


这样一个今天看起来很荒谬的疗法,在当时是如何被提出来,并被卫生部门组织力量“一本正经”的进行立项研究的呢?作者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抽丝剥茧为我们揭开这一谜团。



图1 俞昌时(190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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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革”运动


事情得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以下简称“双革”运动)说起。


1954年4月,全国总工会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


1958年5月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更是明确提出了“技术革命”的任务,要求全国人民在尽可能的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的结合起来。” “双革”运动从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195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将有关思想正式阐述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道路” ,其核心是边缘化专家,由党直接发动群众,破除对外国、对专家、对书本的“迷信”,“全党全民办科学”,大闹“双革”运动。


1959年8月开展“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以后,“技术革命”转入了另一个调门更高的阶段,《人民日报》等媒体明显加大了对提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宣传。


1960年1月,为了把生产率提得更高,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一些地方的报告、决议,并发布《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的一把手挂帅,率领群众“大闹技术革命”。其具体步骤为“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处理合理化建议,开展具体的技术革命活动以及巩固、普及、提高技术革命运动的成果这样几个阶段” 。


医药卫生部门于1954年以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双革”运动。


其实质是由各机构党的领导人直接领导人民群众,批判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资产阶级教育、还存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瞧不起群众的发明创造、排斥新生力量、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思想、对新生事物冷嘲热讽的资产阶级专家,破除对这些人的迷信,破除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西结合、土洋结合,创建祖国新医学。


在由上而下的强力的推动下,在大轰大嗡的狂热气氛中,大胆的群众提出了“批判西医观点”、“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血吸虫断子绝孙”等口号,发明了据说“超过了当前的国际医疗水平”的治疗高血压、破伤风、小儿麻痹症、麻风、糖尿病、梅毒、慢性肾炎等疑难病症的特色疗法,做出这些“发明”的土专家还有数十位被中国医学科学院聘请为特约研究员。发明“柳枝接骨法”的刘达夫更是被卫生部领导树为“创立祖国新医学”的典范,在《人民日报》等各种报刊上得到广泛报道,进而其“发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规模推广。


在这种大背景下,从1959年5月26日开始,时任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厂医的俞昌时开始给自己和厂里感兴趣的职工注射鸡血。


一个多月来,他注射了三百多位或健康或患了各种疾病(包括多种疑难杂症)的人,据说普遍效果显著。他也因而“发明”了这种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神奇医疗保健方法。  


苏联“组织疗法”的启发


据俞昌时自己介绍,早在1952年11月,还在江西省南丰县卫生院工作的他就尝试给自己和亲友注射过鸡血,而他之所以会突发此奇想,是受到了当时国家正在推行的“组织疗法”的启发。


“组织疗法”是由苏联医生费拉托夫于1933年所创。那时,苏共中央批准《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号召大家批判爱因斯坦、海森堡等“资产阶级科学家”,鼓吹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大部分重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首创者都是俄罗斯人,而李森科等则通过批判西方科学家、宣称自己做出了重要发现而崛起。


在这种氛围中,费拉托夫基于自己的眼角膜移植经验,提出:“组织和器官,从人体或动物体中分离开来,或者同样的,植物的叶子从植物体分离开来,而放在对它们生存不利的但是还不至于杀死它们的情况下的时候,就发生生物化学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产生了维持组织生命机构的特殊物质,而在组织和器官中被累积着。如果这种物质放到有病的组织里去,它们表示出效力极强的治疗作用。”


他将这些在依然是存活着的组织中生成的物质称为生物原刺激素(兴奋素),并声称将它们移植或注射到人体后,会对多种疾病具有广谱性的疗效。


1948年,在李森科因斯大林的大力支持而在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与苏联医学科学院生物学部联合会议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费拉托夫的疗法也得到了苏联高层的重视和支持。


不久,这个“苏联医学的宝藏”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到1951年2月,全苏联已经有150多个城市和乡村应用了“组织疗法”,而费拉托夫也于该年当选为苏联医学院院士。


1948年,“组织疗法”传入我国东北,先在中国医科大学试用,而后推广到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地。1951年3月3日,中央卫生部下发《关于组织与推行组织疗法的指示》,要求全国采用这种适合于广大人民需要的“苏联先进医疗方法”,作为我国学习苏联医学的开端。此后,《人民日报》等媒体对该疗法做了大规模的宣传。为进一步推行“组织疗法”,1951年9月,卫生部又召开了“组织疗法”座谈会,了解各地医疗单位的研究试用情况。


1953年,中国正式开始“学习苏联运动”,“组织疗法”更是成了医药卫生领域的推广重点。一时之间,全国上下,从中央医药卫生研究所到各医学院校,从大型医疗机构到中小医院门诊部以及地区卫生所,都有“组织疗法”的研究推广小组。而一旦成为政治运动的推广对象,就一定会产生出很多不准确的认识。某些开业医师甚至贴出广告,声称“组织疗法”可以治疗一切疾病。


根据当时的宣传材料,可用于组织疗法的材料有很多,包括冷藏的胎衣、皮肤、鱼油、芦荟叶、皮下组织、脾、肝、腹膜、软骨、骨、肌肉、脑髓、神经、病人本人的血液等等。鸡血是中医典籍经常提到的一种药物,它也是一种动物组织,是不是也可以作为组织疗法的材料呢?据当时的报道,一些制造了新生物原刺激素的医生,首先在自己的躯体做试验,以观察刺激素的有效性和副作用。


很有可能受此影响,俞昌时称,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在自己身上先行试验。


他抽取了一只公鸡1.5cc的血,自己注射到了左臂三角肌肉里。俞昌时称,他不但没有痛、痒、胀之类不良感觉,还获得了一些神奇效果:“一、二日内又觉得精神舒畅,食欲增进,睡觉有良好现象。以前睡不好吃不好,到三、四日发现了奇迹,在洗脚时看到以前常脱皮的脚板,脱皮现象减少到几乎没有……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治好,这次不仅脱皮好了,而且头皮也不痒,身上的皮肤也光润起来”。他激动万分,推断一定是注射了鸡血的缘故,所以自己又放胆打了几次。之后,他又给妻子、女儿、亲友及个别病患注射了鸡血。他声称都获得了良好效果。其中,自己女儿常发腹痛,注射一次就好了。一个患大腿蜂窝组织炎的农民发高烧,病了好几天,又有化脓现象,注射完鸡血的当夜就退烧止痛。有一位患有阴道癌的妇女“注射了两次鸡血就完全好了”。


既然疗效这么神奇,为什么在随后几年没有继续试用,而要到6年多之后才加以推广?俞昌时并没有留下解释材料。


笔者估计,有以下几种可能:1)根本就没有1952年打鸡血之事,或者打了后疗效并不显著,那些话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或者说他推广此疗法的一种手段,他想以此来说明此法是经过长期检验、非常可靠的。2)他1952年确实为自己和家人打了鸡血,他想推广此疗法,但别人不接受,或者有接受者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而他本人先是要换工作、搬家(他于1953年把家搬到上海),后来又工作繁忙,所以无暇推广,或者因担心风险而不敢再推广。


1959年后,因为国家对组织疗法已进行了多年的推广,很多大城市都在施行组织疗法,人们对给自己体内注射异物的顾虑已经逐渐减退,而俞昌时本人受刘达夫等人成名之路的影响,也愿意花费很大的精力、冒一定的风险来从事此疗法的推广工作。


“鸡血疗法”研究立项


1959年6月,俞昌时在工厂内注射鲜鸡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级主管机构——静安区卫生局。


该局局长曾光叔初步了解情况后,认为“鸡血疗法”有一定的有效性,便向上海市卫生局作了汇报。随即,上海市卫生局指派专业人员来调查。调查结果为,在俞昌时注射的34个病例中,鸡血治疗确实表现出一定疗效,但同时也有30-40%的患者有副反应,如发烧、皮疹、心慌等等。其中一例还出现了过敏性休克反应,经及时急救才脱离危险。


而后静安区卫生局又对203位试用病例进行了一次更全面的调查,结果发现:鸡血注射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其中36%发生高热、荨麻疹、淋巴结肿大、休克等反应。并且发现,由于俞昌时注射鸡血时不注意消毒,导致病例中有22%注射部位发炎红肿,其中4例臀部化脓,不得不开刀治疗。


这样的调查结果,使曾光叔心里犯了嘀咕,有点害怕“鸡血疗法”的副作用。但他还是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静安区区委副书记季梅先,并很快和她达成了支持相关研究的共识。




图2 曾光叔(1912-1988)


图3 季梅先(1923-2010)

虽然在当前的人看来,往人身上注射动物的血是非常反常的事。但曾光叔和季梅先的态度却很符合当时的政策要求。


“鸡血疗法”的设想源于“组织疗法”,而当时“组织疗法”已在全国推行开来。


1958年11月,卫生部在保定举行了为期16天的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医药卫生人员进一步挖掘中医中药的宝库,“采集‘百万锦方’,开展中医药研究工作,大搞中药生产的群众运动,为创立祖国的新医学而奋斗” 。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文中指出,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具有重大价值,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作为一种对某些疾病有效的民间疗法,“鸡血疗法”当然是一种“锦方”;它使用注射器,主要源自“组织疗法”,带有西医色彩,可它又是对中药的挖掘与发展,有潜力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典范。


在“双革”运动中,“合理化建议”极多,领导干部应当狠抓那些可能带动全盘运动、掀起技术革命大风暴的建议。基于这类考虑,医学素养并不高超的曾、季二位领导干部当然会在总体上对鸡血疗法持肯定态度,认为对这个“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自己应当 “抓巩固”、“抓提高”。


1959年7月,静安区卫生局成立鸡血疗法研究工作组(地点设在静安区中心医院东院),由季梅先负责领导整个项目,曾光叔任研究小组组长。换句话说,此项目既不是专家领军,也没有在事先经过专家的审核。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


在“反右派”运动与“大跃进”运动中,大量专家、教授被错划为“右派”,还有很多被当成“白旗”拔掉。他们被认为是“双革”运动的主要障碍,即便没被打倒,通常也只能靠边站,只能作为群众运动中的小兵。


动物试验


初期的鸡血疗法研究工作组仅由四人构成,除组长曾光叔外,另有三人,其中一人为医师,两人为护士长。研究工作主要在静安区中心医院进行。毕竟这些人的科学素养要比俞昌时高,所以他们决定,首先做动物试验。


这项工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鸡血注射的有效性研究,二是鸡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他们给6只家兔注射了鸡血,测量注射前后的血象、血液化学、抗体的变化。


研究工作组还选用20只未成熟大白鼠做注射试验,每日给大白鼠肌注1cc鸡血,连续4次,每隔2-4天验血一次。


研究工作组也查证了中医文献对于鸡血治病的记载,认为鸡血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文献中多要求用丹色三年老雄鸡。鸡血的用法亦主要为浸、涂、口服三种。因此,鸡血注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鸡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方面,由于“鸡血疗法”表现出一定的副作用和危险性,因此,研究组要想进行临床试用,就必须解决过敏反应问题。研究组采用了四种方法来应对过敏反应。一是进行受体的过敏测试,二是用脱敏注射法降低受体副反应,三是对受体出现的过敏反应及并发症进行对症治疗,四是保证鸡血的卫生与健康。他们还将鸡血清反应与马血清做了对比,初步印象为鲜鸡血的血清反应比后者弱。


但要想获得健康鸡血似乎并不容易,据研究工作组内部报告记录,在对鸡血进行微生物培养的过程中,培养基中50%的鸡血都发现有细菌生长。在后来的临床试用中,他们也发现了新城鸡疫感染人体的可疑报告。


快速上临床

尽管动物试验效果并不显著,且鸡血注射的反应风险亦未得到有效控制,静安区卫生局依然想快速进行“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并将试用计划上报给了上海市卫生局。


考虑到临床试用需牵涉多家医院,且为保险起见,上海市卫生局于1959年底先后召开了三次专家会议,意在讨论“鸡血疗法”临床试用的可行性。尽管得到了领导的垂询,但在“反右倾 鼓干劲”运动扑面而来,“双革”运动步入新的高潮的时候,并无任何专家对此项目提出异议。


在领导具有极大的权力,随时可能给人戴帽子,然后用饿饭等方式惩罚人的年代,很多专家都不会主动表达异议。即便领导屈尊向他们咨询,他们也往往会察言观色、揣摩领导的意愿,顺着领导的意愿来说。有些不愿说违心话的人,还会选择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氢弹之父于敏也做过类似的事。


在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中,青年核物理学家于敏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土超声波产生放射性现象的座谈会,于敏本不相信超声波能产生放射性,但对于这样一个领导和明星科学家都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新生事物,于敏也没有对此予以明确否定,而是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态:“如果超声波会产生放射性的话,那可是重大成就。”领导以为他的意思是认可超声波产生放射性是重大成就。而在后来有人追究他的责任时,他却辩解说:“我只说如果,我没有说它是真的。”


这样的环境下,上海市卫生局当然也就难以听到专家们的反对意见。最终上海市卫生局批准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验计划,并根据专家意见初步选定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功能性月经过多、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手足癣症、神经性头痛、原因不明的贫血等七个病种进行临床治疗。临床试用研究由市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分管。


1959年12月7日-1960年1月16日,研究组在静安区中心医院进行了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共试治171例,700人次,并设置了50例人全血注射对照组。


根据可供观察的108例鸡血组和35例人血对照组的试验结果(见下表),研究组认为“鸡血疗法”对某些病种具有显著疗效。部分病例在注射鸡血后出现食欲明显增加、思睡、精神爽快、大便通畅的现象。但是其中22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有些患者还因害怕反应和微生物感染而放弃治疗。但研究组认为这些过敏反应均可在短期内自行消退,未予以重视。


见“鸡血疗法”的临床研究初有成效,曾光叔很是高兴。在1960年1月举行的鸡血疗法座谈会上,他对俞昌时“大胆创造试用鸡血疗法”的做法予以肯定,并表示要“进一步研究其疗效为劳动人民更好的服务” ,认为这是区卫生工作中很好的技术革新项目。但实际上,这108个病例中,没有1例完全治愈。

加快推广


1960年初,“双革”运动步入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阶段。3月20日至30日,中央化工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工业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会议指出,必须打破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技术革命的旧框框,要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大闹技术革命,作到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及时发现苗头,抓住苗头。对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必须抓巩固、抓推广、抓提高……将技术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


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工作组加快了推广试用的步伐。


1960年3月24日,静安区卫生局增加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单位,并作了保密规定。这些试用单位包括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医院、上海广慈医院儿科、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公用医院等机构。“这些医院胆子都很大,直接开设门诊,提供鲜鸡血注射。因为这是’新生事物’,不支持不行。”时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科长王翘楚回忆说。


而在此之前的全国中西医结合经验交流会上,“鸡血疗法”研究课题还得到了中央卫生部领导的注意,相关领导亦提出了研究要求。在运动潮流的推动和卫生部的鼓舞下,研究工作组更加鼓足干劲。


1961年2月20日,他们制定了一季度注射1400例的目标。而后静安区卫生局又将目标完成时间缩短至“五一”节前,为党献礼。实际上,这个目标直到1961年11月也未能完成。


另外,截至1961年7月,研究工作组已经将试用病种扩大到了38个,然而有些病种的试用数仅为2例,根本无法进行疗效分析与判断。此外,在试验所用鸡的养殖上,研究工作组也存在瞎指挥和大量浪费现象。负责养鸡的静安区医学化验所,因缺乏养鸡经验,导致鸡病频发,且出现了大量的鸡相斗现象,有时一天就要死十多只鸡。


由于经费紧张与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高指标的压力,加之此时又处于“困难时期”,1961年1月,静安区卫生局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增加研究力量,提升课题等级的请求。1961年5月,上海市卫生局因“为贯彻(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未将“鸡血疗法”列为市级专题小组。但市卫生局增加了课题研究人数与合作机构,使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数超过了22人,参与研究的机构也达到了12个(分别为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医院,上海广慈医院,上海妇婴保健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公用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上海公费医院,上海邮电医院,静安区生化药厂,静安区医学化验所,静安区结核病防治所,上海曙光医院,永安棉纺三厂)。


1961年10月,经过近两年的临床试验,研究组共治疗慢性顽固病例1320例。根据注射完一疗程及资料完整者688例病人分析,研究组认为疗效较好的是:功能性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性溃疡,有效率为76%,大部分病人注射后有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情况。


但反应问题也比较严重,根据已注射鸡血四针以上者980例的反应观察,其中发生反应者163例,占16.6%。发热反应占总反应数的85.3%,其次为局部淋巴腺肿、荨麻疹、局部肿疮、皮疹等,还有6例发生了较严重的休克反应。


因反应问题严重,研究组逐步停用鲜鸡血注射,而改用代号为DB102的脱敏鸡血粉进行临床试治。


到1964年底,研究组共试用15000余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1965年,静安区卫生局报请市卫生局批准,由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正式投产脱敏鸡血粉,作为药品供应。



敢言的专家,惨痛的代价

1961年初,为增强研究力量,静安区卫生局一度将俞昌时吸收进了“鸡血疗法”研究工作组,但不久后俞昌时就因研究方案问题跟同事产生冲突,并于1962年底自动脱离了研究工作组。


虽然明知打鲜鸡血有严重的副反应,且长期效果也不佳,可俞昌时还是多次违背纪律,向外广发资料,并声称“打鸡血”(注射鲜鸡血)能包治百病、强身健体、返老还童等,而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局组织的对“鸡血疗法”的研究,尤其是第二期的大规模临床试用,无疑给俞昌时的夸大其词作了背书。


俞昌时的个人传播很有效果,直接导致“打鸡血”现象在多地蔓延起来。譬如身患多年胃病的南京工学院某讲师,就于1965年在看到俞昌时的“鸡血疗法”宣传资料后,尝试打了几针鸡血。


西安也有这种现象。1965年,群众“打鸡血”的现象开始在西安蔓延。陕西省卫生厅发现后即向卫生部作了报告,卫生部随即指示陕西省卫生厅立即制止这种乱象,还要求上海市卫生局彻查此事、制止乱象。


随后曾光叔叫停了鸡血粉的推广:“由于DB102还不成熟,不再给外地单位,并通知生化厂不再供应其他单位。”另据1965年8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视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DB102仍有少数轻度反应。可知反应问题即是DB102的不成熟之处。


1965年6月12日,针对卫生部的调查指示,上海市卫生局专门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与会人员有不少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权威,包括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药物专家张昌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元英,上海曙光医院眼科主任缪连恩,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师郑怀美,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副院长蒋迪仙,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魏锡华,静安医院内科主任袁圣一等近20人。经过讨论,专家组作出了以下结论:


一.鲜鸡血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因此不安全,一般药物的使用,从临床角度来看,应该是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认为,其反应超过百分之五,即为不安全,也就不推荐临床,而鲜鸡血反应为百分之十六点六。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


二.目前得到的资料是:鲜鸡血可以对许多病因完全不同的疾病同时有效,说明这是一个非特异性疗效。远期疗效又不明显,且其反应较大,建议临床不用为妥,以免发生危险。可以对脱敏鸡血粉作进一步研究。


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卫生局系统研究“鸡血疗法”多年,带来很大浪费,产生不少乱象,而卫生部也下文要求调查、并明确表达要制止这种乱象的意愿后,受到垂询的专家终于说出了他们的专业意见:以不安全、远期疗效不明显为由,基本否定了这项研究工作。可能是为了给直接领导机构的领导留点面子,他们下结论时也还留了点余地,称还可对脱敏鸡血粉继续做点研究。


事实上,在这之后,因研究者不再热衷于这项工作,再加上不久后“文革”就爆发了,这项研究最终是不了了之,且一直没有研究论文发表出来。


反思


“鸡血疗法”的发明人俞昌时是一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做过科研的民间医生。在“双革”运动的推动下,他的研究热情迸发了出来,自以为做出了超越国际水平的惊天动地的发明,当时人类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和医学难题,如小儿麻痹、血丝虫病、克山病、传染性肝炎、各种癌症、白血病、糖尿病、肺结核、视神经脊髓炎等,都会迎他发明的“鸡血疗法”之刃而解。


偏执、“全无敌”、自大与悲壮等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特征,俞昌时完全具备。他并不能正确理解他人的真实想法,只接受支持的观点,不接受反驳意见,甚至将委婉的批评听成支持。他很希望自己的“发明”得到专家的认可,而专家一旦持否定意见,他就认为专家水平低,没有意识到“鸡血疗法”的价值。他不光感叹自己的“发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还担心别人将他的成果据为己有,他曾声称静安区卫生局组织的研究将自己的“鸡血疗法”搞坏了,并称上海市卫生部门组织的研究工作是对他创造发明的压制,是对新生事物的打击。


为了捍卫自己的发明权,他自费油印很多宣传资料,把它们寄到全国各地。在那些材料中,他还把“鸡血疗法”包装成“全无敌”的完美发明,大家所担心的过敏反应问题,也被他似是而非地解释成反应越强疗效越好。


在他脱离静安区卫生局鸡血疗法研究工作组后的几年间,俞昌时一直在自行研究“鸡血疗法”。据称,他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搞研究,几乎所有研究费用都是自己掏腰包,饱尝痛苦与辛酸。这种刻苦和牺牲远超常人,而恰恰是这种精神赋予了他振兴无产阶级新医药事业的自我认同。这些特质促使他一直激情饱满、全力倾注于“鸡血疗法”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958-1960年间的“双革”运动,催生了大量科学素养低下、科研热情高涨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科学研究有很高的门槛,技术创新的落实往往也需要走很长的路,“双革”运动催生的数以亿计的“合理化建议”,恐怕没有几条真正有价值。


更可悲的是,在领导干部的推动下,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发明”居然还得到了正规科研机构的重视。而上海市卫生部门之所以投入巨量资源对俞昌时的发明进行多年的动物试验和临床应用,主要是科学研究被政治化了,真正的专家没能起到主导和把关作用。


“鸡血疗法”是“组织疗法”的一个变种,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例子,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生事物,支持它是符合中央支持中医发展的政策精神,是顺应“大跃进”运动,尤其是“双革”运动潮流的。所以,并非医学专业人士的领导干部曾光叔和季梅先在做了一点简单调查之后,就决定对这个离奇疗法做进一步的研究。


他们的态度首先是相信,然后是略有犹豫,担心俞昌时有认识不周之处。他们决定做研究,并不是为了通过双盲对照实验等来检验它,而是想确证它,把技术革命的苗头变成“扎扎实实”的科学成果。他们忽视临床试用的反应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临床试用,在浪费大量资源的同时,也使患者承担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科研工作的核心人物本来应当是专家,可真正的专家并没能在“鸡血疗法”研究中起到主导和把关的作用。这也是政治运动所导致的。


专家头脑中科学常识、科研规则被当时的许多领导干部看成是束缚,是需要“破除”的对象,所以,曾光叔等人在立项之前并没有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上海第一医学院之类权威机构去咨询真正的专家,更不会让这样的专家来做项目负责人。


根据“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他们决定由自己领衔,带领没能在各种汇报中留下姓名的群众科技人员来攻关。后来他们虽然也咨询过专家,但在祸从口出、动辄得咎的年代,专家也很难讲出逆耳之言。


“鸡血疗法”研究是医药技术研发领域贯彻“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的典型。可多年的投入带来的不是弯道超车,而是巨大的失败,后来更是成了天大的笑话。实践表明,这种想当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很容易撞到南墙。我们还是应当走科学发达国家花几百年摸索出来的正路。

致谢:静安区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和范乐天等人为笔者提供了资料,王翘楚研究员、刘立公研究员、武际可教授、潘惟钧教授、程光蕴教授、程光胜研究员、何祚庥院士等接受了笔者的访谈,海巴子、海上有竹堂、老绥远韩氏等学者回复了笔者的询问,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 勒柏辛斯卡娅的故事可参见:高习习、熊卫民. 勒柏辛斯卡娅“新细胞学说”在中国.科学文化评论.2019(5):37-55.
  •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5-325页.
  • 聂荣臻.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红旗.1958(9):4-15.
  • 朱云河.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命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2009年,第58-59页.
  • 全国医藥卫生技术革命經驗交流会議.科学通报.1958(19):606-607.

  • 费拉托夫(1875-1956),苏联眼科专家。189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院,1903年任奥德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1908年获奥德沙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911年任该附属医院教授兼眼科主任,1933年发明“组织疗法”,1951年当选为苏联医药科学院院士。
  • 转引自:组织疗法(生物原刺激素治疗法)[N].人民日报,1951-2-11(3).
  • 新华社.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组织推行“组织疗法”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3-6(3).
  • 进一步推行组织疗法——中央卫生部召开组织疗法座谈会[N].人民日报.1951-9-17(3).
  • 张会丽.建国初期组织疗法推广运动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01):17-18.
  • 组织疗法的发展.人民日报.1951-5-18(3).
  • 推广组织疗法(社论)[N].人民日报.1951-5-17(1).
  • 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焦裕禄》战斗队翻印.鸡血疗法[M],1967年6月30日:3.


  • 曾光叔(1912-1988),江苏常熟人, 1925年在上海读书时参加五卅运动,1935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1946年任普陀区卫生事务所所长,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卫生局督察科科长,1954年任上海工业卫生处防疫处副处长,1957年后任江宁区(后改称静安区)卫生局局长。
  • 刘立公.“鸡血疗法”的教训——王翘楚教授访谈录之二[J].中医文献杂志,2015(02):47.
  • 关于对俞医师夸大鸡血疗法滥发资料事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65[B].上海:静安区档案(042-02-00920-0014):1.
  • 季梅先(1923-2010),女,江苏南通人,初中时即在家乡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来上海找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入党,先后在上海一些女中任党支部书记,1942撤至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59年12月-1964年7月任静安区区委书记,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副书记等职。
  • 为创立祖国的新医学而奋斗[N].人民日报,1958-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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