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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姆达尼(江春琦 零号笔记本)

(编辑过)

原作者按:本文是为“澎湃思想市场”的“9-11思想考古”版面刊发的《好穆斯林,坏穆斯林》一文撰写的译者导读,已授权公众号“哈扎尔学会”首发。

马姆达尼对第三世界“殖民后”社会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殖民工程、地缘政治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如何形塑一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现实与民族/文化认同。不同于某些保守主义者试图将文化传统或所谓的“现代化”视为静止不变的,去历史化的抽象现实,马姆达尼敏锐地指出了今日被指认为“文化传统”的社会符号与实践的社会与历史语境——所谓文化传统与民族身份并非所谓“数千年来传承不息”的社会实在,而是在历史语境下被不断被重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内外的政治社会权力不断形塑的结果。为看似“亘古不变”的民族渊源与文化传统唱赞歌是保守主义者的愚行,然而今天进步势力的主张仅仅应当是保守主义者乃至反动主义者的反面吗?在我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很难真正直接地找到《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最为抽象的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而占据这个位置的或许包括许多不同的团体:既有的或被外部势力重构的“传统社会上层”,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掌权者,而反抗者也并非仅仅是典型的“雇佣工人”,而是处于各种市场强制与超经济强制压抑下的各类劳动者。

(马姆达尼所分析的是具体问题,而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在《好穆斯林,坏穆斯林》一文中,作者是在美国语境下对美国主流舆论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批判,而在《界而治之》中,作者针对的是遭受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治理术的亚非拉国家,因此,如果仅仅将马姆达尼的著作仅仅用于反美(并且常常是一种没有反帝反资反压迫色彩的反美)宣教或在所有国家“取消族群划分”的“科学依据”,那显然是不符合马姆达尼理论的初衷的。

以下正文: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乌干达印度裔人类学家,著有《公民与子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产》、《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以及《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社会身份》。

本文写于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马姆达尼指出,无论何种现代政治伊斯兰主义都不能被还原为所谓现代且文明的“西方影响”与野蛮且落后的“伊斯兰本土文明”的简单叠加,而应当被置于(作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势力相遇并相互摩擦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政治哲学的伊斯兰主义并非仅仅是所谓“前现代文化的残余”,而是挪用、乃至重构伊斯兰文化传统以服务于一种现代政治议程的力量。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样,本·拉登的号召力并非在于其宗教信仰,而在于其政治目标。那么,到底是什么塑造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议程?通过长时段的历史梳理,作者指出,以后世“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为代表的保守伊斯兰主义政治议程诞生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并在美国的直接扶持下迅速发展,以至于在后冷战时代对美国进行了反噬。

在冷战时期的议程中,为了反对世俗化的、左倾的伊斯兰国家与反美的“革命伊斯兰主义”,美国试图扶持更符合所谓“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保守伊斯兰主义政治,而当后者在后冷战时代转而将矛头转向美国时,美国舆论又试图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分割出所谓世俗化的,“接受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好穆斯林”与守旧、愚昧、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坏穆斯林”。通过这一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任何一种“政治伊斯兰”思潮而言,“什么是真正的穆斯林”从来不是美国的关切。

换言之,对于马姆达尼来说,不论是在《好穆斯林、坏穆斯林》一文中对伊斯兰世界的分析,还是在《界而治之》中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分析,都正是为了指明:使用“文化政治”的标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人民实行“区分”,在逻辑上正是对萨义德所揭示的经典“东方主义”方法的扬弃;“东方主义”用以指认作为“进步”西方外部他者的东方的文明等级和社会进化序列,被内化地应用于某个“东方”社会之中,形成一系列空洞的、看似歧异而实则同构的文化政治能指。

当我们把问题从9.11本身转移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乃至转移到一种作为治理术的“间接统治”时,我们就不得不超越对“白人的罪责”或帝国主义力量的道德谴责,而要试图进一步审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变化。马姆达尼认为,“间接统治”并非意味着宗主国减少或放弃改变殖民者原有社会结构的意图,而仅仅是改变了其施加权力以重塑殖民地经济社会秩序的方式。而面对殖民地的精英得以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与殖民者直接合谋的同时,通过宣称自己最为符合“东方主义”学术所塑造的形象,将自身树立为特定文化认同的“典范”形象,进而重塑自身在殖民地空间内的文化权力。这种对“东方主义”的“逆练”,可能发生于较早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接触的地方,如孟加拉文艺复兴之于南亚次大陆,而在二战以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也可能发生于全球传媒特别关注的地方,如阿富汗塔利班之于伊斯兰世界(这也是马姆达尼在《好、坏》一文中举出的例子。)

进一步地,当面对“界而治之”的知识-权力话语及治理政策时,往往正是上文谈到的前一类地区,又得以被识别为最“进步”“文明”的“好土著”。如此,就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现象;即在一些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内部或跨国的区域文明内部,存在一批继承自殖民主义逻辑的、在“本土性”和“现代性”两项尺度上据说都赢得优胜的赢家。仍就阿拉伯地区而论,海湾地区各国就部分占据了此种结构性的优势。以其中的卡塔尔酋长国为例,它一方面通过半岛电视台之类“开明、专业”的新闻媒体,建构自身“现代化”、“自由民主形象”的,另一方面则为穆兄会等有政治伊斯兰倾向的组织提供资金。通过这一方式,卡塔尔将自己同时塑造为“文明的、现代的伊斯兰社会”与“正统的、虔诚的伊斯兰社会”的代表,在维持其(依靠石油、资本与和美国的同盟)政治与经济优渥地位的同时塑造了其区域性的“文化霸权”。因此上,为了分析第三世界内部的问题,为这些“殖民后”社会提供更具可行性的解殖方案而非仅仅是所谓的“后殖民”话语,需要对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活动进行切实的考察,而不能轻信任何一种“文化政治”的说明。

在中国,我们是否可以找到类似的“卡塔尔”式人群——他们既得以标榜自己在“文化传统”上的“正统性”,又将自己塑造成其他人群的“现代化”标杆?这种看似悖谬的情境成立的前提,正是在伊斯兰世界、中国以及在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地区的相关人群对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最彻底接受与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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