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hua
suhua

音乐迷

摘录: 利奥塔 :关于普世历史的通信(原文来自"Missive surl'histoire universelle",Le postmoderne expliquéaux enfants ,Galilée,Paris 1986, p.43-64)

在所有叙事中,各自事件给出的设定,都置身于这样一种历史进程:它的终点是“普世自由”,是所有人的得救(acquittement)。

  我们问的是“我们能否继续把它们组织起来?”哪怕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至少存在“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思考,到底能否继续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组成“我们”的是哪些人?这个第一人称单数的代词指的是多个主体组成的共同体,也许是“你和我”,也许是“他们和我”。这要看说话的对象是共同体的成员(你和我),还是第三方(你、他们、我)。在第三方面前,说话者代表的共同体成员就是“他们”。这样一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独立于“人的历史”这一理念?

  根据现代性的传统,在解放运动中,“第三方”一开始外在于“我们”这些解放先锋,但最终加入事实上的(第一人称)说话者的共同体,或潜在的(第二人称)说话者的共同体。最终,只剩下“你和我”。事实上,在现代性的传统中,先来者(le premier)的地位,以他对话语和意义的掌控为标志:人民可以表达政治话语,工人可以表达社会话语,穷人可以表达经济话语,个别可以把握普遍,后来者(le dernier)可以成为先来者。

  面对事实上的少数派局面(“第三方”多,“你和我”少)同潜在的全票一致(unanimité)局面(“第三方”消失殆尽)之间的冲突/张力,这个“我们”就再现了人的解放进程所经历的冲突/张力:一方面是当下(présent)的特殊性、偶然性、不透明性;另一方面是解放进程许诺给人们的普遍性、自决、透明性。假如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当人们问这一问题(在“人的历史”这一理念下,我们能否继续思考和行动?)时,等于在质问该问题自身的身份(identité)。如果该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人们不再相信人类历史是普遍的解放),那么,我们必须修改这个“我们”的地位。

  乍看起来,这个“我们”(在现代性眼里)应该被谴责为一种特殊性,谴责为“你和我”,而不包括“第三方”。但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第三方”是潜在的第一人称,所以“我们”必然会哀悼全票一致的失去,或者无可救药地陷入对失去的客体(或不可能的主体)的忧郁(mélancolie):该客体就是人的解放。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感到某种哀恸(chagrin)。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哀悼就是把对客体的贯注(investissement)转移到主体身上,把对他们的贯注转移到我们身上,从而减轻这种失去感。

  要实现这一点,有多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继发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许多学者认为,在发达社会中,这是主导性的思想和行动模式。我怀疑,这种模式仅仅是对过去的哀悼(哀悼上帝)的盲目(强迫)重复。恰恰是对上帝的哀悼,产生了现代性的模式,以及征服一切的计划。今天,人们的征服计划照样延续现代性的模式,不同之处是,它放弃了全票一致。今天,人们发动恐怖,凭借的不是自由的名义,而是“我们的”满足的名义(“我们”彻底陷入了特殊性)。如果说我觉得这种现象无法忍受,那么,我是否还停留在“现代性”之中?这种现象叫作“暴政”(tyrannie):“我们”制定的法律不适用于你(公民或主体),而适用于“第三方”,适用于外来者。我记得,这就是纳粹哀悼解放叙事的做法。从1789年的欧洲开始,这还是头一次,人们发动恐怖,但其原因不被所有人知道,其好处不被所有人享有。

  哀悼解放叙事的第二种做法,是(在弗洛伊德意义上)“逐步突破”对象的失去,“逐步突破”主体的失去。这不仅仅是承认“我们”的有限性,也是阐释“我们”的地位。也就是说,避免原封不动地维护现代性主体,避免现代性主体的戏仿式、犬儒式的重复(暴君)。在这种阐释之中,作为现代性的本体论典范和政治典范的交往的语言结构(我/你/他),将很快被人们抛弃。

  通过20世纪的诸多事件,学者们证明了现代性的失败的“符号”。宏大叙事不再可信。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宏大叙事的没落”这一宏大叙事。不过,在我看来,“没落”这一叙事,早在西方思想开端,在赫西俄德和柏拉图那里就出现了。它如同影子般跟随着解放叙事。所以,从古到今,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和本领,来应对当下的任务。许多人认为,如今正是宗教的时刻,正是重建一种可信叙事的时刻。这样一来,我们才能重述“世纪末”的伤口,抚平“世纪末”的伤口。许多人认为,神话是原初的叙事类型,关于原初的思想遭遇了它的原初矛盾。他们认为,必须修复理性的、祛魅的、实证的思想导致的这片废墟。

人们必须做出决断(decider)。不做决断依然是一种决断。保持沉默依然是一种话语。一切政治的关键在于,一个句子(phrase)如何同另一个句子发生关联。关键不在于话语的数量,也不在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重要性。在各种不同的句子之中,最终有一个句子会实现。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哪个句子会实现?想回答这个问题,光说明现代性的失败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在“后现代主义”一词之下,涵盖了如此多互斥的观点。说了这么多,我仅仅想说明,在“逐步突破”现代性的失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非神话学的方向。

  想要听这些叙事,你必须被命名(所有男性、未成年女性可以听)。要转述这些叙事,你必须被命名(男性才能转述)。别人想转述(指涉)你的故事,你必须被命名。一旦把名称放在故事里,这一叙事就保护“刚性指示词”不受“当下”的事件的影响,不受各种“关联”的危害。被命名就是被叙述。这包括两个方面:每个叙事(哪怕是道听途说),都重新激活了名称,以及名称间的关系。在转述故事的过程中,共同体在故事中再现了名称的世界,从而保证该世界的永久性和合法性。

  人们很清楚这些难题。我之所以强调它们,是因为它们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衡量当前现代性的失败。打着《人权宣言》旗号的各种运动,似乎剥夺了人民的叙事合法性(它是时间进程的上游),仅仅把“自由公民”的理念(时间进程的下游)合法化——两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努力,仿佛都以失败告终。其实,失败的预兆,早就藏在《宣言》的主体身上:“我们,法国人民”(nous, peuple francais)。

  工人运动的例子,更体现出这一失败。它在原则上的国际主义说明,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不来自大众的、地方性的传统,而来自我们要实现的理念——把工人从无产状态解放出来的理念。但是,我们知道,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共产国际武力解决阿尔萨林-洛林问题。1914年,德法两国的社会主义者纷纷支持战争预算。第三国际的解散,公开表示国家的“专名”高于社会主义的普世名号。二战之后,层出不穷的独立斗争,更加强了地方性的合法性,摧毁了普世性的解放愿景。新“独立”的国家,要么融入资本主义时常,要么采用苏联政治体制。而怀有普世愿景的“左派”,必须被消灭。如同今天的法国极右派说的:“法兰西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自由是第二位的)。

  在今天,试图反思现代性的失败的“我们”,不再是核心人群、少数派、革命先锋(他们设想未来的自由的人)了吗?假如我们思考这种失败,我们就仅仅是负面人物(héros négatifs)吗?至少,许多知识分子(伏尔泰、左拉、萨特)显然反对这种失败。这种失败的意象,产生于解放这一理念的合法化过程,并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但是,1960年代对学院的批判引发的暴力,以及各国的教育体制的退化,说明知识及其传播不再享有过去的权威,人们不再听从知识分子。在这个赢得时间即胜利的世界,思考犯了一个免不了的错误:浪费时间。

  我无法在这封信中回答该问题,只是展开一番讨论。更多的细节,等我们见面再讨论。当知识分子和党派的时代过去之后,如果我们能在大西洋的彼岸一起讨论如何抵制现代性的失败,倒是十分有趣的。

CC BY-NC-ND 2.0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Loading...

Want to read more ?

Login with one click and join the most diverse creat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