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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Thijs Lijster:《神话:本雅明的“批判”概念》(原载Conceptions of Critiqu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2012,pp.156-174)

在1930年1月20日给肖勒姆的信中,本雅明说他希望被人们视为「德国文学最重要的批判家」。有些人认为,本雅明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不过是在死后实现的。但是,关于本雅明应该归为哲学家,还是文学批判家或历史学家,人们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他的作品更多被文学界、媒体界、文化研究学界阅读,而不是被哲学系阅读。

  根据本雅明对浪漫派的解读,艺术批判的「中心意图不是评判,而是对作品进行完结」(SW 1:153)。因此,过去的学者认为艺术批判低于艺术作品本身,而浪漫派认为艺术批判与艺术作品的地位相等,甚至更高。比如,施勒格尔说自己关于《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的文章是「大师杰作」。在本雅明看来,死刑的反对者不明白,死刑不是偶然现象,它与犯罪的严重程度无关。事实上,死刑这种过度的暴力正是法律的起源。在希腊神话中,诸神对人类施加暴力,不是为了惩罚人类违反法律,而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存在感。本雅明以阿波罗和阿特米丝杀死尼俄伯为例。以同样的方式,立法暴力体现在死刑中,「因为施行决定生死的暴力比其他任何法律行动更好地重申了法律」本雅明同样寻找一种办法,打断立法与维护法律的神话循环。这种打断,必须截然不同于立法和维护法律的暴力——它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纯粹的手段」(SW 1:245)。这种作为纯粹手段的暴力,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神圣暴力」。神圣暴力不同于神话的、立法的暴力:如果说神话暴力是立法的,神圣暴力就是毁法的。前者竖立疆界,后者则摧毁一切疆界。前者带来罪与罚,后者后者只是赎救。前者是恐吓,后者是打击。前者是血腥,后者是没有血迹的诛灭。(SW 1:249–250)

  本雅明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重现了神话时间。上文说过,本雅明认为,神话与历史是对立的。神话时间的本质是「永恒回归」,西西弗斯和坦塔洛斯的惩罚就是例子(AP:119)。例如,在工厂劳动中,资本主义就再现了这种「地狱般的时间」(AP:66)。流水线上的工人就像现代的西西弗斯,不得不重复同一套动作。传统的手工业是一种「流动的」劳动时间,是不同动作的有序排列。而当代工人的动作始终如一,与他人和自己完全孤立——他是「物化」和「异化」的。

  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本雅明指出「经验」变为了「体验」。「经验」是有意义的、关联的,而后者是物化的、孤立的。传统上,个体对时间的经验与集体经验一致。在现代性中,传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个体的生命用钟表来衡量,钟表上的每一秒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空洞、同质的时间中,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不再可能。本雅明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当时的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认为,长远来看,技术发展必然导致社会解放。在本雅明看来,这种立场是典型的神话式「自然史」,也就是把历史变为自然。本雅明认为,这种乐观主义是危险的政治顺从,「以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工厂劳动给人以它本身包含着一个政治成就的假象」(SW 4:393)。但是,这种乐观主义还有一个更大的危害。本雅明指责社会民主派认为当下的苦难只是通往(无限推迟的)乌托邦目标的垫脚石。社会民主派认为,往大了说,苦难是必要的恶,往小了说,苦难是无关紧要的。

  目前为止,历史主要是「增加了堆积在人类肩上的负担」,而本雅明认为历史应该「给人甩下这一包袱从而将其掌握在手中的力量」本雅明认为历史学始终是一个建构问题。因此,进步观念和历史主义所呈现的历史连续体,不过是一个假象。这种连续性是书写历史的人、统治阶级回溯新地建构的。假如一个历史学家不了解他的当下,把历史视为连续性,那么,他就是顺从者。在本雅明看来,关注被压迫者痛苦的历史学家应该寻找不连续性,寻找历史可能发生转折的那些时刻。通过让历史连续性中的这些时刻脱颖而出,历史学家可以打破总体性的假象。本雅明引用了达·芬奇的话:「飞翔的人类会干些什么?他会攀上高空,以便在高山顶上取雪,带回到城市,撒向夏日炎炎中热得发昏的街道」 (AP:486)。这个充满希望的意象,就是现代轰炸机的辩证反题。本雅明向同时代人展现过去几代人对未来的乌托邦梦想,从而让他们感到震惊,让他们意识到历史的偶然性。

  当本雅明说「灾难就是进步;进步就是灾难」(GS I:1244),他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这两个句子中的「灾难」和「进步」意思不同。在目的论和社会革命意义上的进步,就是一个灾难。但是,这同时意味着,真正的进步,只存在于打断自然进步的盲目进程的灾难中。我们可以说,按照本雅明的批判概念,本雅明过于乐观了:因为灾难仅仅是纯粹的潜能,所以我们不知道它能否让我们更接近幸福。在我看来,这就是本雅明的批判概念的局限性。艺术批判之所以是暴力的,是因为它破坏了艺术作品虚假的整体性,让受众摆脱假象。

  暴力批判之所以是暴力的,是因为它预示着国家的废除和法律的中断。同样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历史的暴力打断,它被本雅明描述为一场灾难。。只有通过罢工,我们才能看到法律的神话性和暴力性。只有打破历史连续性,我们才能看到 「自然史」的神话性、偶然性、改变它的可能性。(所谓的「自然灾难」越来越多地具有历史性、社会经济性的原因)。在这些灾难面前,政治依然被简化为零散的工程或行政管理。本雅明说,「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 (AP:400)。我们可以说,哪里有神话,哪里就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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