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之五）

A7、防睡着药丸
连续工作到星期天早上，
所以他们星期天白天不得不睡一
整天，每周根本就没有休息时
间。为了按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
时间表工作，服装工人当中的一
种常见做法是吃防晒睡药片，称
为“定时”。
一名服装厂工人报告
说，“几乎没有人不吃过这种防晒
睡药片”Cee and Kim
1985.77）。为了购买这些药片，
工人当然是自己摘腰包，有时候
也由他们的雇主提供，邦林纺织
公司(PangrimTextile Co.）70
年代曾被视为样板公司，一名在
该公司工作的工人抱怨说，“三年
前我进入这家公司时，“定时药片
吃一片就能防止晒睡，而现在吃
两片也不够”CHan'guk
kidokkyo kyohoehyopuihoe
1984,552）
再生产问题
让人筋疲力尽的长工时工
作，时常彻夜完成任务，甚至在
星期天也不能正常地休息，没有
留下任何闲暇时间，不能与家人
或朋友相聚。工厂工作实际上意
味着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
献给航脏的工厂地面，换取的是
不够维持生计的工资；这也意味
着辆性了工人“像人一样的生活
的权利，他们实际上被变成了机
器或者说干农活的牡备。
工厂工
人常常认为他们甚至还不如机器
和耕牛，因为正如他们所说，耕
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
间还能休息。
甚至牛晚上还能睡
觉，可是我们却要通宵工
作。大家都知道，我们一
天工作10～12个小时，甚
至还要很经常彻夜工作。
早上，我们几乎累得起不
来，起来后拖着身子去到
烟尘弥漫、噪音震耳和经
常传来穿骂声的工厂。晚
上回到家的时候，我简直
累得连洗澡吃饭的力气也
没有了。日复一日地重复
这样的生活，我忍不住自
已对自己说：“嗨，我还不
如一台机器呢！我担心像
这样活下去有一天就得玩
完。(Kim Kyong-sook et
al.1986,154）
一天10～12个小时都献给工
厂，还得额外花时间上下班挤公
共汽车，经常还被迫加晚班，实
际上除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以
外已经不剩下什么时司了。另一
名工人写道：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
中，我必须把不睡觉的时
间大部分花在工厂上

A8、女工虽积极参与工运，利益仍被边缘化

在首尔和仁川地区，通

常比单身妇女更保守和消极的很

多已婚妇女也参与了抗议行动。

而且，要工男工的妻子（她们本

人不是工人）也时常参加这一时

期的要工(Han'guk kidokkyo

sahoemunjeyonguwon

1957b，70~105:Nam2000）

因此，如果说韩国劳工运动

的主要行动者已经发生转变的

话，那么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在

男工变得活跃的同时女工突然变

得消极甚至无动于表。势宁说，

这种转变意味着领导角色发生了

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工斗争动

态的转变。新的男性行动者的出

现，既受到了活动家的欢迎，也

受到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更具

战斗性，阶级觉悟更高，受过更

好的教育，在反抗暴力镇压方面

比女工更有力量。E由于暴力已经

成为韩国压制劳工的主要手段，

因此在对1987年之后劳工斗争的

各种描述中，人们通常都提到了

男工更强的反抗能力。

一个以基

督教徒为基础的劳工组织写的一

份报告注意到，在要工由男工领

导的大型企业，公司方一般来说

不敢组织“护社队”来破坏医工

（Han'gukkidokkyosahoe

munje yonguwon 1987b）·这

份报告在突出强调现代公司工人

利用他们自己的条件反抗警察攻

击的能力的同时，接着指出，“这

与国际商事和金山其他由女工占

大多数的企业以前发生的情况形

成了有趣的对照。在以前，医工

在最初阶段就被护社队和警察粉

碎了。这也预示着未来的韩国劳

工运动不可避免地要由重化工业

的男工来领导”（1987.85~86）

[15l。

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轻型

制造行业发生的劳动纠纷类型与

重工业部门发生的劳动纠纷类型

之间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差别。例

如，人们注意到，“在大多数企业

属于纺织行业的大邱地区，工人

大斗争期间劳动纠纷只是在8月10

日之后才大量发生，但却在同一

天或在数日内便结束，而且这些

斗争大部分没有发展为组建民主

工会。相比之下，蔚山地区的劳

动冲突的特点是它们在全国首先

发生，而且大多数劳动冲突发展

为组织新的工会”(Kim Dong

Choon1995,119）。当然，这种

超异是因行业类型和企业规模的

不同造成的，而不是因性别差异

造成的。但是，由于产业劳动队

伍的分布存在按性别区隔的情

况，人们会很容易将轻型制造业

工人的特点与预先假定的女工的

性别特点混为一谈。不管怎样，

蔚山、马山、昌原和巨济发生的

具有战斗性和进攻性的劳工行

动，使得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的

许许多多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

显得相形见细，尽管在这些斗争

中有大量女工像男工一样积极参

与。

在男工1987年登上工人阶级

斗争中心舞台之后，女工很快被

推到一边。1987～1988年间组成

的很多工会绝大多数由重化工业

的男工主导，而且从总体上看它

们在劳工运动中具有更大的影

响。在地方和全国层面上的新工

会领导权为具有战斗性的男工所

掌握，他们领导了工人大斗争期

间的暴力性医工。根据韩国劳动

部的一项调查，1989年，女工占

工会会员总数的27.4%，但从全国

来看，各地工会由妇女担任主席

只占3.6%(Park Ki-Sung

1991.78）。量最具战斗性和政治取

向最明显的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

（全劳协）的会员中女性的比例

很高（占43%），因为它代表了

中小企业的工会。然而，它却是

主要由男性领导人管理的，尽管

有几名妇女在其组织等级中也占

据了高级职位（鲁会灿和金志

宣。这一信息是根据私人通信了

解到的）。

因此，1987后的韩国

劳工运动显示出了与其他工业社

会一样的超势劳工运动由金

属和化工行业的男工主导，女工

和妇女的利益在这种由男性主导

的劳动运动中被边缘化。

然而，这种女工的边缘化不

仅发生在劳工运动的动力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向大众再现妇女

劳工斗争的情况时，在有关妇女

劳工斗争的学术话语中，也发生

了这种边缘化。正如女权主义批

评家指出，无论是劳工活动家还

是学者通常都贴低了女工在韩国

工人阶级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现

实作用。例如，金贤美认为，自

从1987年大斗争以来，“妇女的活

动很快被降低到次要地位，甚至

那些活动家和持同情态度的观察

家也这样认为”(Kim Hyun Mee

1997.130）。对于人们描述妇女

劳工行动时对女性作用的影低，

金贤美提出了更有力的批评：“人

们的描述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女

工曾经从事过韩国劳工史上（70

年代）无论从质还是从量方面看

都不成功的民主工会运动，而后

来又没有积极参加80年代在全国

发生的猛烈劳工运动。事实上，

自1957年大斗争以来，妇女领导

的民主工会运动几乎一直没有被

包含在主流话语之中

（1999,139~140）

人们对妇女劳工斗争所做的

具有性别偏见的再现，并不限于

妇女在1987年之后的作用。在很

多有关1987年前劳工运动的著述

中，存在着账低由女工领导的70

年代劳工运动的明显倾向。总的

来说，70年代的劳工斗争被展示

为自发的、经济主义的、被动

的、缺乏阶级团结和政治意识

的。这种特征概括在80年代中期

已经出现，当时的学生活动家批

评了与政治工会主义相对的经济

工会主义。对于按企业开展的经

济工会主义，当时人们把它描述

成需要克服的有缺陷的战略。这

种有缺陷的战略被明确地或含蓄

地归因于它主要依赖轻型制造行

业的女工在回顾过去时，有些作

者甚至认为，“不管怎样，70年代

的劳工运动以轻型制造行业的女

工为基础，成了劳工运动实现质

的发展的主要障碍CYang

Seung-jo1990,137）。另外一些

作者对女工在早期劳工斗争中发

挥的作用评价较高，但通常影低

她们斗争的阶级性质[16]。正如金

贤美认为，目前有关韩国劳工运

动当代史的著述总的来说“通常是

揭示以妇女为中心的劳工运动的

局限、使人们看不到女工在80年

代的参与，从而达到强调和歌颂

80年代劳工斗争的政治取向和阶

级特性的目的”(KimHyun Mee

1990,140）

女权主义者对有关韩国劳工

运动的流行话语的批评，尽管天

部分是正确的，但我倾向于认

为，这种再现并非完全由于性别

偏向，或者说并非像金贤美

（1999，40）所说的那样，是由

于“家长制阴谋”。我认为，人们

中间还存在着一种近视的历史视

野，从而造成有人低估1987年以

前的斗争和妇女在斗争中的作

用。

如果只是从规模、强度、战

斗性和政治性等方面将70年代的

劳工运动与1987年的斗争比较，

那么就很容易影低70年代劳工运

动的重大意义。在这些方面，显

然有一个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

另外，由于1987年的劳动冲突随

着那些未参加以前斗争的工人的

自发行动而很突然地爆发，所以

人们很容易假定这场斗争与1987

年以前的韩国劳工运动没有什么

连续性。确实，很多年轻学者似

乎认为，以前的斗争对1987年以

后的劳工运动贡献不大；韩国工

人达到这一阶段，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工人阶级当中发生的结构性

变化和民主化进程。这可能是

1987年以后写的几乎所有有关韩

国劳工运动的书籍和博士论文都

将1987年工人大斗争作为起点的

原因。有人还告诉过我，在民主

劳总进行的劳工史教育也把重点

集中放在1987年之后的时期，甚

至一些最深思熟虑的劳工研究专

家似乎也看轻1987年之前的斗争

在韩国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的

重大意义。例如，林荣一认为，

“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以前，韩国

工人阶级在阶级政治中从没有成

为一个主要行动者或一个参量

（1998，76）。而且他还进一步

认为，“在从1961～1987年工人

大斗争这一整个时期里，韩国劳

工运动没有显示出进展到最低限

度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进程

（78）。

我这些年来访谈过的很多过

去的劳工活动家，无论是男的还

是女的，都对最近的著述中概括

70年代工会运动特征的方式一

即把它概括为过于经济主义，认

为它是太狭险的企业工会主义，

缺之政治意识一感到不快。

他

们表示遗的是，人们似乎并不

了解他们尝试组织独立工会时面

对的环境有多么困难。东一纺织

公司工会的石正南说：“我们在70

年代不得不进行的是一种冒死的

斗争”（2000年6月访谈）。组成

独立工会，保护它不被管理方的

恶毒攻击所破坏，本身就需要令

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付出巨天

性“在这种形势下还能有什么更高

的指望呢？”元丰纺织公司工会男

主席方塘锡这样问那些批评70年

代狭险工会主义的人（1994年6月

访谈；另见Bang1994）。他声

称，要从70年代的工人那里指望

开展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斗争完

全不现实。而且他认为，事实上

是学生的政治冒险主义促使工人

付出如此多的性才建立起来的

工会遭到破坏。80年代初清溪纺

织工会男工会领袖闵钟德也对“短

视的认识”感到遗撼，认为这种认

识通常轻视了他们对韩国劳工运

动曾做出的实际贡献。他质疑如

果没有他们在较早时期进行的斗

争，工人阶级是否能得到如今的

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