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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迷

摘录: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人们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

现实世界里,没有按照理想建立的国家,而只有已经成长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不过是“具有形式”的活生生的民族而已。毫无疑问,这是“生活自身所展现的盖上印记的形式”,但是这种烙印已经是一种完全本能的和不自觉的存在着血统和节拍的烙印;至于展现,如果是它由政治能手指导,就会采取血统的固有方向;如果是由理想家指导,就会采取理想家自己的信念所规定的方向——换言之,就是虚无的道路。

  命运问题不是国家理想的任务或理想结构的问题,而是国家内部权威的问题,这种内部权威归根结底不能靠物质手段来维持,只能靠对国家效力的信念——朋友的和敌人的——来维持。

  决定性的问题不在于详细拟定宪法,而在于组织一个健全的、实际工作的政府;不在于根据“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原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阶级形成其本身的合法要求这种观念而已)分配政治权利,而在于整体的有力的节奏(所谓有力是就一匹拼命奔驰的赛马接近终点时,肌肉和腱的运动是有力的这种意义而言的),在于那种甚至把坚强的天才都吸引进共振中的节奏;最后,不在于任何与尘世无关的道德,而在于政治领导的稳固、坚定和优势。

  领袖的职责永远属于那种,具有经邦治国的本能并在历史斗争中代表着民族其他部分的少数人。

  在现实中,舆论自由要涉及舆论的准备,那是要花费金钱的;出版自由中存在着具备印刷机的问题,那又是一个金钱问题;伴随着选举权而来的是竞争选票,在这里,谁花钱谁就能点戏。观念的代表只在一边观望,金钱的代表却在另一边动手。

  无论英国的宪法怎样解释,事实上是被少数上层家族所操纵的,因此一个爱德华七世不过是他自己的内阁中的一位大臣罢了,这样一比,英国宪法的意义就很小了。至于现代报纸,当它在宪法上规定是“自由的”时,感情主义者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但现实主义者则只问它是供谁支配的。

  自由在于抛弃传统、王朝和哈里发政权;但是执政权立即毫无损失地从这些制度转到了新兴势力的手中;这些新兴势力就是政党领袖、独裁者、总统、预言家及其追随者,对于这些势力,民众仍然是无条件的被动的客体。

  在政治上对等级和职业的成熟旧秩序排除得越激烈,选民群越无形式并且越发软弱,它就更加会完全落到新势力,即政党领袖们的手中

  这些政党领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制机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们想方设法,决一雌雄,结果,民众既不能觉察那些方法,也不能了解那些方法;他们仅仅把舆论看成一种可以制造出来,用来互相攻击的武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却被看成一种促使每一民主政治走向自杀之路的无法阻挡的趋势。

  报纸所希望的就是真的。报纸的指挥者唤来真理、改变真理、更迭真理。报纸只要做三个星期的工作,真理就会被每一个人所承认

  当财力有利于相反的议论并使这些议论日益频繁地接触人们的耳目时,它的论证就立即被推翻了。那时,舆论的指针就指向了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即相信那新的真理,并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与政治性的报纸密切联系着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古典世界是完全没有的。

  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们也能到处发现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铺平道路。

  在看不见的幕后,新兴的势力正以收买报纸的手段彼此在争斗。不等读报的人觉察到,报纸连同他本人都换了主人。在这里,也是金钱取得了胜利,金钱强迫自由精神为它自己服务。任何驯兽者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

  作为读报群众的人民一旦失去了控制,他们就会冲过街衢,向指定的目标冲击,令人惊惧,打破窗户;可是,只要给报纸编辑部一个暗示,群众就会镇静下来,走回家去。

  报纸在今天是一支具有几个严密组成的兵种、以新闻记者为军官、以读者为士兵的队伍。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士兵在这里也盲目地服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因为何种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不知道他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们想象不出对思想自由的讽刺有比这种情形更为骇人听闻的。从前一个人不敢自由思考。现在,他敢思考了,但他不能思考;他的思考意志只是心甘情愿地按照指示去思考。他认为这就是他的自由。

  这种过时的自由的另一方面是,允许每个人随意说话,可是报纸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

  只要不向世界通报,报纸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缄默的可怕的检查,由于新闻纸的读者群绝对不知道有这种检查存在,所以它就更有力量。

  哥特教会控制人们心灵的那种铁的意志又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形式再一次出现了。“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夹击。

  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这是欧美自由主义——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代替火刑的是巨大的沉默。

  政党领袖们的独占通过对报纸的独占来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民族——一起不再对敌方效忠,归他们自己去进行心理训练。

  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只是成了有主宰天性的人们的工具。群众的思想被置于钢铁般的压力之下,因而群众的行动也是一样——由于这个原因,也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被许可成为读者和投票人,也就是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

  对我们说来,选举也正在堕落成为昔日罗马那样的滑稽戏。金钱为握有金钱的人的利益组织选举程序,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当作民众自决权来表演的预先商量好了的竞技。

  如果选举本来是合法形式的革命,那么它已经把那些形式耗尽了,所以当金钱政治令人无法容忍时,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再用血腥残暴的原始手段来“选择”它的命运。

  [备注:1、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

  2、不久前,看到有人说,“A国没有搞欧美社会那一套,也政通人和,幸福指数上升”,问洋人B觉得A国不好吗?B马上说“A国没有出版自由,人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嗯,请随意。 ]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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