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米
苔米

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心理学博士生。找个地方记录日子。

劳资信了你的邪

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哪怕我不变,世界也会变,武汉也会变。更何况一路走来,我也是变了的。在超市里偶然听到武汉话的时候,也许就是我可以离故乡最近的时候了。

前两天去亚洲超市买火锅食材,突然听到了熟悉的武汉话。“勒个底料蛮辣,换一过”,“勒个好像冇奇过”......于是忍不住在货架前摆弄了半天根本就用不到的调料,只是为了多听一下这对武汉母女的聊天。男朋友说,你这种感觉不就跟陈丹青在《母语与母国》演讲中说的例子一样吗:两个人一边讲着自己的方言一边走着,发现一个人一直尾随了自己很久。很害怕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于是停下去问他干嘛一直跟着。对方回答到,我很久没有听过上海话了,就想多听听。是吧,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是去年武汉经历了那么多,让我更加地想念武汉话。

从小时候起,家里人就一直都对我讲普通话,希望我长大后的普通话能标准些。所以唯一能听到纯正武汉话的时候就是和家人一起买菜的时候。再长大一点,每天自己走路去上小学都要穿过一条菜市场。每天最宝贵的清晨就变成了听着小贩们各种吆喝,和时不时的汉味骂街。再大一些的时候,我也开始了汉味骂街,虽然也就是入门级选手,也好歹也知道了有一种马就个板马。那时候,武汉话能带给我一种特立独行的感觉。身边的同学里,学习好的往往不会用武汉话骂街,武汉话骂得好的往往学习不好。而我,作为了一个学习还算中等偏上的,武汉话骂得居然也还行。

可当我后来去上海上学时,武汉口音成为了我尽力掩盖的东西。我学会了在一句话的末尾自然语调上扬,学会了在读英文的时候加入上海口音,虽然我知道那和英语磁带中的标准发音相差得更远了。没办法,那时候的我开始害怕特立独行,害怕老师点我起立读英文时同学的嘲笑,害怕出门买东西时一个微小的发音暴露了我是外地人,从而收获收银阿姨的白眼。那时候最喜欢的演员是黄渤,他演过一部电视剧叫《外乡人》,我看哭了很多次。

而汉骂也已经离我很远了,很久以前就离我很远了。上一次和汉骂沾点边的,好像是第一天去上海的学校报道的时候。我在走廊里走着,怀揣着心事,突然一个男同学重重地撞了我一下,我本能地回头冲他喊了一句“搞莫斯?!”说完那句后男同学很不解,而我也对自己的本能觉得诧异。愣了几秒钟后我低下了头,继续沿着走廊走着,怀揣着心事,原来我已经不在武汉了啊。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段思思的《信了你的邪》,童年回忆呀,听起来听起来。)

总觉得自己身上的武汉人印记在经历了搬去上海,又搬来澳洲后被洗刷得差不多了。直到这次疫情,我发现自己特别特别特别反感“武汉加油”。武汉为什么要加油?武汉人为什么要加油?武汉人又为什么要承受也许本可以被避免的灾难?说“武汉加油”的人们又有什么立场来要求武汉加油?难道一句”加油“,就可以抹去一切伤痛吗?一句”加油“,就可以把所有的不甘愿变为甘愿吗?

正是这种愤怒在提醒着我,我对武汉是有很深厚感情的。就算我现在讲话不怎么带武汉口音,武汉话我也不再记得多少了,可武汉留给我的印记还是很深很深。那种喜欢反抗、看你不爽就直接表达出来的性格,也许也是武汉带给我的。可令我诧异的是,这种由故乡带给我的性格却在渐渐让我远离故乡。

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哪怕我不变,世界也会变,武汉也会变。更何况一路走来,我也是变了的。在超市里偶然听到武汉话的时候,也许就是我可以离故乡最近的时候了。

又想起陈丹青在演讲中提到的: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走吧,走吧。一边流亡着,一边痛苦着,一遍快乐地念叨着“劳资信了你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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