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法学博士,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

中国准备好迎接民主了吗? ——评慈继伟《中国的民主》

最可怕的专制,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觉得没有必要反抗,甚至让你自愿去维护的专制。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政治格局在过去20年里、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是否走向民主化的问题显得愈发重要。香港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慈继伟在《中国的民主:即将到来的危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讨论。慈氏认为,当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国的一党专政是无法延续的。他认为,"中国日益民主的社会正在产生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客观的、不可抗拒的需要。"(慈继伟,《中国的民主》,下同,第123页)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论断,但这本书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发人深省的。近二十年来,许多西方观察家和政治家都失去了对自由中国的学术想象力和政治想象力,在此背景下,这本书值得一读。

慈氏的主要论点不是规范性的(基于价值的),而是审慎性的(基于需要的),这是一种有益的方法。考虑到中国的人口、面积、经济、历时性和共识性的多种传统、中央-地方结构、社会结构和心理的快速变化、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敏感位置等等,要在历史上找到类似的民主化案例,甚至在未来想象一个像当代中国这样复杂的民主化案例,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共的血债

人们不应该为中共现有体制辩护,但中国共产党将在政治变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慈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民主,主要原因是民主是我们有效应对当前的、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合法性挑战的最佳选择。"(第12页) 中共必须意识到,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决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从道德和政治上讲,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捂住潘多拉盒子的盖子"。(第25页) 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中共是否会允许向宪政民主过渡,遑论其愿意起主导作用。

作者没有讨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血债"。自1949年中共建立极权制度以来,中共犯下了极其残酷和巨大的反人类罪行。不完整的例子包括: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1950-1953)、土地改革(1947-1952)、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反右运动(1957-1959)、大跃进(1958-1960)。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严打(1983年)、天安门屠杀(1989年)、迫害法轮功(正在进行,1999年起)、一胎化政策(1979-2015年),以及在西藏的文化灭绝和在新疆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数以亿计的汉人、藏人、维吾尔人等各族民众,至今仍在遭受户口制度、酷刑、冤案、腐败、强拆、宗教迫害、任意关押等种种痛苦。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了一些愤怒和痛苦,但 "血债 "是中共无法消除也不敢忘记的。可以说,中共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比第三帝国以来的所有其他独裁政权更大。在我看来,这是民主变革的巨大障碍。即使中国的精英和异议人士倾向于接受南非式的 "真相与和解 "的做法,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也不会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刘晓波和数百名中国民主知识分子发起的、著名的《零八宪章》中,有一条 "转型正义",强调真相、责任与和解。而即使中国人民克制 "报复和清算"的强烈情绪(这是可能性不大的),中共领导人自身也很难相信 "普通公民""会在民主中国中给中共一个重要的、甚至是领导的角色作为报答。"(第24页)党国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犯下的罪行就越多,人民遭受的痛苦就越多,中共也就越难相信他们会得到人民的原谅。允许中国民主,就意味着结束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中共有足够的理由害怕被血债的受害者报复。这又使得中共的决策者(实际上是几十家顶级特权家族)抗拒任何民主转型。

在此背景下,值得回味的是,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一句名言:中共政权愿意 "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无独有偶,习近平对苏联的解体评论到,“竟无一人是男儿!” 在 "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下,经过30年的猖獗腐败,中共领导人和官员比邓小平时代更有理由担心历史的 "血债 "和人民的敌意。他们必须计算两种不同的灾难性后果:处理因坚持现状而不断累积的麻烦,或者,面对在政治变革期间和之后被报复的风险。

我们能肯定地说,下一届领导班子 "将继承[天安门大屠杀]的恐惧,但不会继承其坚决的意志"(第81页)吗?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将中共本质化,但我们不应忘记其历史上的暴行,审慎的态度不应排除可能发生的屠杀。慈在对中共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并没有把中共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在大多数场合,我认为两者是冲突的。如果我们宣称或暗示中共的决策是以中国或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那我们就犯了政治和思想上的错误。另外,关于中共的决策过程,更多的是高层几十个特权家庭的决策,而不是9000万中共党员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预测共产党会 "把中国逐步、有序地走向民主提上政治议程",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第254页)

向 "高科技极权主义 "过渡?

慈教授对中国民主化的乐观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今中国的 "社会境况平等“(the equality of conditions),他引用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的说法:"政治形势跟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第21页) 慈认为,"随着社会状况平等的显著推进",包括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中国 "已经走在民主的边缘",很难 "正当化和维持一个完全垂直的、没有人民真正同意的政治结构"。(第108-113页) 社会境况的平等被视为 "民主转型的最有力的国内原因"。(第379页) 我认为,这些虽然是重要的、大致正确的意见,但社会政治心理与政治集体行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条件平等 "是否是不可逆的?

过去40年,"我们在中国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有了民主的社会、民主的认识论和民主的德性观念。"(第21页)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有限传播,与中共推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连在一起的。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力量确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甚至在政治和法制方面也有进步,这我不反对。但在我看来,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是巨大的,户口制度就是众多例子之一,它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农民工沦为 "二等公民"。中国的 "中产阶级”会要求自由民主的说法或假设,也越来越令人怀疑。(黎安友,Andrew Nathan,2016) 而社会自由化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是有明显限度的。中共没有也绝不会容忍任何对其政治垄断的挑战。2000年代初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维权运动是在市场化、互联网、半市场化媒体以及依法治国(而非 "法治")的新话语体系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将维权运动视为对政权安全的威胁,维权运动几乎被消灭。 (滕彪,2019a)

毋庸讳言,习近平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但在我看来,自1949年以来,许多基本的政治安排仍然没有改变,包括中共对军队、司法和传统媒体的垄断,以及(在稍小程度上)对新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Brzezinski & Friedrich,1956) 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林根教授的表述(Stein Ringen, 2016),中国已经发展到一种 "控制主义政体 " (contrology)或 "老练的极权主义"(sophisticated totalitarianism)。把政权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集体专政,引向更接近毛泽东主义的个人专政,可以看作是中共为了应对其面临的包括政治、金融、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面危机,以及慈教授在书中分析的 "合法性危机 ",而做出的集体选择。(滕彪,2018年)中共通过毛泽东式的传统极权手段以及现代技术,残酷地限制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强化了控制。不是习近平颠覆了共产党的旧体制,而是共产党需要习近平来扭转被颠覆的命运。

一个前所未有的、我所称的 "高科技极权主义 ",正在笼罩中国。中共利用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使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更加彻底。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社交媒体、大数据、电子商务和现代电信,使中共比以前更容易把人们置于监控之下,类似于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式监狱。互联网已经被中共用作审查、宣传和洗脑的有效工具。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步态识别、DNA采集、生物识别标签等,都使中共日益增强的控制力系统化。在山东省,用虚拟现实(VR)来测试党员对中共的忠诚度。一个可怕的例子是社会信用体系是,可能已经超过了乔治-奥威尔的想象。(滕彪,2019b)重温哈耶克的警告——"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被证明是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阶段",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哈耶克,1944年) 

如果中共加强其 "高科技极权主义",那将是替代民主中国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至少这个独裁政权可能比慈教授和许多人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将使国内的抗争变得极为困难。在一个高级版的 "1984 "下,任何集体抵抗——从信息、通讯到组织和动员——都变得越来越难。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中共的宣传和洗脑将更加有效。

 天安门大屠杀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我所说的 "后坦克综合症 "中。愤怒和恐惧变成了沉默,沉默变成了冷漠,冷漠变成了犬儒主义。洗脑、扭曲的市场经济和腐败的政治,在中国营造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氛围,灌输了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恐惧和绝望的氛围中,在欲望和权力的诱惑下,大多数中国人都崇拜和支持那些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人们对普世价值和道德越来越冷漠,人们忘记、疏远、嘲讽自由斗士和良心犯。最可怕的专制,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觉得没有必要反抗,甚至让你自愿去维护的专制。(滕彪,2019b)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思想和心理习惯的一部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 "民情"(mores)。一党长期执政的后果,不仅是对自由和人权的压制,而且是影响更为深远的道德和社会的堕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越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越是不具备顺利启动民主化的社会和思想条件。


民族主义和有争议的身份

在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中,指导性意识形态通常起着突出的作用,但在后毛泽东时代,目的论-革命论话语明显式微。这与政治经济上的 "改革开放"政策是同步的。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功利主义的政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过去40年的 "社会状况平等",也带来了对意识形态不安全的担忧。习近平转向毛泽东式宣传和个人崇拜,可以看作是对功利主义的一种反应。诉诸准神学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已不可行,因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动员民族团结的有效工具。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地越来越成为镇压目标,面临的压力和迫害也越来越大。全球性的野心——中国梦 "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成为新的口号。一直被贴上敌人标签的国内分裂主义和 "西方敌对势力",似乎又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官方学者用卡尔·施密特的主权理论和敌友区分理论为政权辩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将成为民主化的障碍,需要密切观察,尽管毛泽东式的狂热群众动员几乎不可能复制。

诚然,"绩效(performance)不是合法性(legitimacy),合法性更重要"。(第58页)政绩本身——中国当局引以为豪的 "中国奇迹"——也有黑暗的一面。(滕彪,2019c) 极高的基尼系数、低劳动权利、环境恶化、司法冤案和腐败猖獗,不胜枚举。"改革开放 "政策改变了社会政治面貌的诸多方面,但我们应该牢记,这不是来自党的恩赐,而是来自党的罪恶。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群众运动式的极权主义、偷窃主义和反智主义,就没有什么 "改革开放 "的必要。改革开放政策的动机是为了救党,而不是为了走向宪政民主,虽然其“非意图后果”包括了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社会状况平等 "的深刻成长。 慈氏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果的分析是准确的,但如果我们忽视或淡化经济和科技成果促进了中共控制社会的能力,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维护领土完整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新疆的集中营和西藏、香港的极端打压,不仅仅是侵犯人权,也是一个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强权政权对主权的宣示。慈氏认为,政治过渡应该是渐进和谨慎的,主要是因为 "中国需要异常强大的中央权威。"(第260页) "中国民主的命运,与民主化进程中或民主之后中国是否有能力维护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密不可分的。" 事实上,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蒙古——尤其是新疆和西藏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问题,可能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被低估的障碍。

然而,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的、这些地区“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说领土完整应该优先于民主转型,那就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自决权,损害了那些人民争取真正自治或民族独立的坚定决心。民族认同的力量是不容易消除的,即使是集中营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时间很重要。中共的统治时间越长,造成的不信任和仇恨就越多,新疆和西藏就越不可能愿意留在中国。 另外,中共的打压和洗脑越久,汉族人民就越不可能理解和接受藏族、维吾尔族等人的自决权。只要中共开始失去控制,他们就会抓住这个机会争取独立,脱离中国的占领。这将给中国的政治转型增加巨大的复杂性,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应该认真对待。这需要高度的智慧、耐心和同情心。但重要的是,剥夺人民的自决权不符合 "民主 "原则。我的看法是,如果任何民主倡导者无视和压制藏族、维吾尔族和其他人民要求独立的努力,民主转型的道德基础将受到极大的侵蚀。


"政治制度的敌意"

中国是人口最多的专制国家,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突出作用的大国,因此,国际环境,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好坏。"事实证明,[冷战]给中国留下的一个特别有力和持久的遗产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道德上是低劣的,因而需要根本改变"。慈教授所说的对中国的片面的 "政治制度敌意","足以使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以它本来不会采取行动的方式行事"。(第317页) 然而在我看来,尽管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但与西方自由民主相比,声称中国的一党专政在道德上是低劣的、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没什么问题。不存在一种每个人都认同的政治模式;但公然侵犯人权、压制自由的行为,在现代性之后的世界里是不能接受的。

与其说自由世界对中国进行 "政治制度敌视",毋宁说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敌视。面对互联网、法律职业、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政治体制带来的挑战,中共对 "颜色革命 "有一种过度的紧张害怕。自由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任何极权或专制政权都本能地感到必须要控制信息和通讯、诋毁民主宪政制度。这也是北京悍然决定要摧毁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最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 "根本性变革",这没错;中国迟早会实现民主化。 美国推行 "政权更迭 "政策出现了不少负面的、有争议的例子,因此,西方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一政策。1989年以后,西方广泛地认为,只要世界鼓励和允许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就会更尊重自由,走向法治和开放社会,自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正如曼恩13年前提醒我们的那样,这已经被证明是 "中国迷思 "(China Fantasy)。(James Mann, 2007) 以牺牲人权和民主为代价的商业机会主义,有力地促成了反民主中国的崛起。正如我多次指出,面对一个专制政权,不坚持原则的接触政策,是绥靖政策的别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而且在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也相互依赖。六四屠杀后,西方国家采取的“天安门制裁”中的绝大部分很快被取消;而西方企业垂涎中国的巨大市场,而置于人权民主于不顾。在中国民主化的这件事上,西方的绥靖和机会主义可能比“政权更迭”政策问题更大。

国际舞台上一个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许多民主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对国际自由秩序的直接威胁,对中国的政策正在进行迅速和深刻的调整。中国和西方的蜜月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重温旧梦。这对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什么影响,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

本书中还有许多有趣而重要的论点,需要进一步探讨。最后,中国是否为有意义的民主做好了准备? 慈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民主化,"社会境况平等 "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逆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下一届领导班子有很大的需要、兴趣和能力接受或领导民主转型。然而我的看法是,虽然有很多积极因素表明这种可能性,但不确定因素更多,民主转型的障碍更大。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Law and Liberty,和Contemporary China Review,2021年3月)

滕彪,芝加哥大学Pozen客座教授,[email protected]。】

慈继伟,《中国的民主:即将到来的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2019。

布热津斯基与弗里德里希,1956,极权独裁与专制。哈佛大学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44,《通往农奴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黎安友,《中国中产阶级之谜》,《民主杂志》,2016年4月。

斯坦因-林根,2016,《完美的独裁》。21世纪的中国》,香港大学出版社。

滕彪,2018,《习近平改变了中国吗?并非如此》,《中国档案》。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has-xi-jinping-changed-china-not-really,《中国档案》。

滕彪,2019a,《维权与新公民运动》,《中国人权手册》, Sarah Biddulph、Joshua Rosenzweig主编,爱德华-埃德加出版社。

滕彪,2019b,《从1989年到 "1984年"》。天安门大屠杀与中国的高科技极权主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战略关系》(CCPS),第5卷第2期,2019年6/8月。

滕彪,《"中国奇迹 "的阴影》,https://www.poliquads.com/post/the-shadow-of-the-china-miracle

詹姆斯-曼:《中国幻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企鹅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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