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斯卡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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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装置

“中国没嘻哈”和失败的国际英语对线

从自发为大陆主流宣传话语摇旗呐喊的说唱组合“天府事变”,到由于个人道德问题被政治铁律打入冷宫的说唱歌手PG One,到以川渝社会大哥形象出道而最终以一首《中国万岁》宣誓效忠党国的Gai,再到怒批作家方方的最新大路说唱作品《内圆外方》,“中国没嘻哈”已经不再是一种戏谑,而是被充分说明的、摆在台面上的事实。作为舶来品,整体上的嘻哈文化在中国大陆尤其缺乏产生它的土壤,比如后文将要提及的反体制话语,比如也许是最根本的英语思维问题。硬要说咱有,咱们已经继承发展了嘻哈音乐这一形式,那也不能将之再称为“黑怕”(hiphop之音译),而是另一种形式,比如,颇具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红怕”。

“中国没嘻哈”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它可以进一步涉及这样一种情况:中国大陆长期限制囯内外交流带来的英语能力缺失,及随之而来的无效沟通行动。须注意的是,这一说法意思并不在鼓吹英语作为语言本身的优越,而是说,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看,英语表达和交流在一国及其国民试图步入世界主流舞台(亦即实际上的盎格鲁世界)时必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一点在当下国际沟通日益赛博化的情境下更显突出。为何英语能力或曰英语思维有此种影响?首先,根据语言人类学经典的Sapir-Whorf假说(后续研究肯定也有,但不了解),人类的语言结构无意识地决定着人类的思想方式;用雅思培训机构的话说,做阅读和写作文的时候你得用英文理解英文,用英文思考英文,而不是用中文想出来以后再翻译,“直接使用英语”和“翻译成英语”就是这种思维结构差异产生的地方。先不说自古以来,大陆近70年来的内外交流显然一直受限,“使用英语”的要求并不强烈,其地位也并不高;素质教育里的英语教学过程之冗长,内容之不实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英语地普及率,也是显著的事实。这些要素综合作用之下,就导致众多大陆网民在缺乏对英语使用的日常熟悉感的前提下,一翻墙和国际友人对线,就难以熟练恰当地使用英语,甚至难以熟练恰当地使用脑子,以至于即使是纯粹喷粪,也难打到对手的痛点,反而自己闹了笑话(对线失败的原因当然不止于此)。正如没有能产生hiphop的土壤,咱囯也没有能支持国际英语对线的土壤 。对此的反面例子,除了推特和照片墙上熟练使用日常英语交流的东南亚人士,我还有一个切身的见闻:在泰国旅游时,发现很多商店招牌都是泰英双语的(在芭提亚更常见,曼谷相对少见),而且英语翻译基本到位。这种情况也许是后殖民的普遍景观,而且内含残酷的南北国家权力政治问题,但对“双语标注”一定程度的重视多少还是为本国人的国际英语交流提供了一点红利 。

“中国没嘻哈”也可以被引申为一个更概括性的论点:除美国之外的国家其实都“没嘻哈”。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韩国,韩国的嘻哈在舶来之后迅速地流行化,发展至今,已经没有一种“真正的”所谓k-hiphop或者k-rap,只有融入总体的k-pop(这里指的当然和前文一样,是更广义的文化范畴,而非具体的乐理范畴)。这个判断的依据有很多,比如乐理上形式不同的音乐在本质上共享的理念和制作,以及音乐本身之外同质性的宣传、饭圈、衍生物(比如Show Me the Money和高校Rapper等节目;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模式居然反哺了美国,可见k-pop发展模式的成熟)。而即使在语言-思维上和美国较接近的英国,其嘻哈音乐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更别说其他盎格鲁文化圈国家(加拿大可能例外,但他们的实践总体都是美国化的,甚至就是“美国的”)。归根结底,还是产生嘻哈文化的美国社会环境相当独特。粗略来说,历史性的社会运动,政治,制度,阶层,种族等大问题和背景把以说唱乐为主干的嘻哈文化打造成了一张AB面的光盘,A面上的内容上主流白人社会对黑人社群的制度限制和经济社会障碍,与之对抗的则是黑人反抗这种秩序的种种反制度行为;B面上的内容则一方面是黑人群体不采取主流社会的制度内成功标准(升学、升职)而采取制度外成功标准作为音乐表现内容(帮派的壮大、街区的威信、非法财富聚积),与之相对的则是当说唱正式被纳入唱片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后,音乐上的及在主流社会的成功(白金销量、商业性财富聚积)成为了新的标准。制度限制和反制度行为、制度外成功和制度内成功这两对要素必然不可能在中国大陆找到对应物,事实上在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找到。所以嘻哈作为一种音乐的实践,作为一种范式,自然是权限公开和世界性的,谁都可以学到编曲、采样,甚至写词(不论是用英语还是用对英语而言的外语),都有模仿和发展的可能;但嘻哈文化的主题/内核(有待进一步调查),以及长期以来围绕其建构出的惯习,确实是没法学来,也不必学来的。美国外嘻哈的出路大抵都是本土化,比如成为k-pop。这里面不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本土化后的嘻哈音乐也不乏精品,只不过它确实不再是它初来乍到(fresh off the boat)时的形态了。这样看来,其实大陆特色的“红怕”音乐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本土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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