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替 No.4

没有名字,無所事事。

一种相遇:旅行与写作

encounter,相遇,碰到,意外遇见,邂逅。

>01 关于时间的想象

无处可去的时候,会读一读旅行文学——实际上我很怀疑它是否可以单独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斯文赫定穿越罗布泊的传奇经历,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忧郁潮湿的热带。

一切可追溯到《从大都到上都》,罗新教授记录下自己从北京郊区徒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经历,这条路也是元代皇帝往返两京之间的专属道路,随着作者的行走,遥远的政治风云浮动在山川之间。此书的副标题是,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学者穿行在这条路上,也是穿行在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他所看到的景象,无不是现在与过去的重叠,也是历史中的王侯将相与田野间农人的交织,即便是一条无人在意的水沟,也能追溯到百年前的某一场事变。城市化进程让很多遗迹消失了,历史变成了观察与想象的混合。

也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有了强烈地想要去徒步的渴望。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件事情充满了关于时间的奇妙浪漫。如作者所说,步行是对“交通与信息发展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和距离感”之主流的反抗。

历史学家们好像都喜欢走进历史现场,杨侯方建立的丝路地理信息系统,便是基于他和团队对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重返帕米尔》一书,便是对此行的记录。虽然这份记录略显朴实,但毕竟带着读者们行至了遥远的帕米尔,那个中西方文明交汇的高原地带。

今日,历史研究早已不局限于在书斋里埋首古籍,像暗无天日的仓库里的老鼠,啃食着晦涩难懂的文字。华南学派强调实地考察,一方面寻找被忽略的民间史料,一方面去实地感受历史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

 >02 行走在天地间

其实历史学和地理学天然是分不开的,邓广铭讲治史的四把钥匙,地理学便是其中之一。中国很早开始了对于自然景观的描述,《山海经》展现的便是先民头脑中神话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世界观。《汉书·地理志》开辟正史中地理记撰的传统,以王畿和王畿之外的土地为主线的官方叙事模式,也被称为王朝地理学。希罗多德写《历史》,更像是对一场游历的忠实记录,不仅记载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历史,也记下了作者去往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米亚半岛、黑海平原、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的所见所闻。

当然,严格意义上,旅行写作需要以“旅行”为主要目的,而非征战、流亡或历史研究(虽然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能分割)。郦道元其实是时代的异类,仕途不畅的他不得不将躯体寄于山水之间。比较而言,徐霞客倒像是时代的产物——明末,以李贽、王夫之为代表的文人反对宋代以来的心学,士人的治学之风改“空谈”为“实干”,掀起了实地考察的风潮。徐霞客即有感于以往舆地学人过于笼统,犯错甚多,且研究空间有限(昔人志星官舆地, 多以承袭附会, 即江河二经, 山脉三条, 自记载以来, 俱囿于中国一方, 未测浩衍)。故此,必然要亲历现场,改变以往的抽象概念为具体认知。

中原人群对于奇观的追求自古有之,当史书描绘边疆的少数族群时,最先关注的必然是他们与己不同的服饰,容貌,装束。当中原的景观已经不再新鲜,人们自然会去追求边远地区不曾见过的风光。1637年,51岁的徐霞客自湘南东安庙进入广西,第二年入贵州,并经由贵州进入云南,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写出了《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也是在这里,他记录下了喀斯特地貌,这是他备受当代地理学人推崇的一点。

以往文人对于自然的记叙多以景寄情,这和中国以风言志的文学传统是分不开的。文人被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风景都让人心生凄然,亦或是心情豁达,眼前一切皆山高海阔,自然是人心灵的直接映射,是可变动的,没有客观属性的东西。而在徐霞客这里,自然有了客观性,虽然没有严谨的科学测量,但其记叙,河流的走向,动植物的分布,地貌的形态,基本上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的。

近代对于徐霞客的推崇,始自丁文江先生,他编写了《徐霞客游记》,并撰写徐霞客年谱,高度赞赏这位几百年前的学人的吃苦耐劳和严谨客观的治学精神。也是在这位当代地理学家的宣扬之下,徐霞客才逐渐从明末一众知识分子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理学家”。

——而我们知道,geology完全是一个外来名词,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是没有所谓地理学一说的。

 >03 发现自然

东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现,这种经济上的活力带动了时代的探险风气,只不过东方很快被压抑在了王朝统治之下,西方则势头愈烈,并发展成为十五世纪的全球开拓,这些游历,无疑为旅行文学提供了茁壮成长的土壤。“旅行人类学”研究的,即是这一时期开始的,伴随着探险和殖民扩张的叙事。

早期的旅行记叙是科学的,客观的,着重自然风光的描述。当欧洲白人跋涉丛林与山海时,最先进入他们眼帘的是,是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自林奈发明植物分类学以来,科学的追求是将自然界的一切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秩序之中。玛丽·普拉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乌托邦想象”,“它既天真又是帝国性质的,显示出一种没有恶意的霸权想象。”

我们也知道,当两种完全不对等的势力相遇的时候,必然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式征服。不同种族的人群和那些动物植物一样,成为西方人眼里的奇观——虽然这样的凝视可能会发生转换,但话语权毕竟掌握在白人手中。

在这些游历中,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洪堡对于探险考察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无比笃定的,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将此视为自己毕生的理想。1796年,他的母亲去世,留下大宗遗产,洪堡辞去了原来的工作,转而为全球探险做准备。1799年,洪堡抵达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发现了2000多种动植物,攀登安第斯山脉,此后又来到美国,在59岁的时候还去往俄国亚洲部分进行考察。

除了事无巨细的对于动植物的记录外,洪堡身上的魅力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反对奴隶制,支持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和玻利瓦尔结为至交。他投身科学,一生未婚。他写就了三十六卷本的考察笔记,在欧洲引发轰动,并影响了达尔文后来的考察。他改变了林奈式的机械自然观,重视个人的主观感受,发展出一种整体的自然观。

安德烈娅·武尔夫将洪堡的传记命名为《创造自然》,他的确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自然,曾经的自然,是人类文明的对立面,是危险的、黑暗的、原始的,而洪堡重线发现了其中的联系,他发现“自然同属于一种呼吸”,雪山、松叶、鸟鸣、波浪,它们共享了一种律动,而相隔大洋的两端,共享着同一种景观。就是这样大范围的历险让他领悟了自然的同一,也是诗人的敏感和浪漫让他与自然共呼吸。

宇宙,cosmos,这个词天然带有将万物纳为一体的广博,笼罩于天极的无穷,扎根至细微的幽深。

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感伤式”书写出现,即从客观的,理性的,转而为主观的,个人的,充满了流亡和传奇文学的色彩。

旅行者们不仅仅记叙眼睛所看到的景象,也会关注自己与当地人群的互动,当欧洲人自认为在凝望他者的奇异景观的时候,他自己也在“被凝望”。东西方之间的相遇从来不是单向的过程,而是二者之间的互动,玛丽·普拉特将其描述为“反征服”。

 >04 深入地逛

列维斯特拉斯说自己讨厌游记式的琐碎记录,这句话出现在《忧郁的热带》——这本旅行手记的第一章节。探险和旅行是人类学家经历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是第一部分,这决定了人类学者和旅行密不可分。虽然斯特劳斯认为认为一个专业的人类学者不应该在自己的记叙中添加探险成分,但是很遗憾,大部分读者爱看的就是这一部分。

1894年至 1908 年间,斯文赫定行走在神秘的东方大陆上,他多次穿越中亚山脉和沙漠,并数次死里逃生。那是至今仍然存在大片无人区的亚洲腹地,即便是有越野车和专业通讯设备也仍旧让很多人退却的地方。这些冒险经历,使他获得了与诺贝尔齐名的荣誉。

考古学天然和旅行密切相关,研究者们跋山涉水,进入田野现场(这种现场往往处于偏僻的乡野间)。早年的遗迹被风侵蚀,沉睡在沙尘之下不为人知,直到某个偶然的机会,地底下的宝藏得以重现天日。而自然的恒定和人类文明之脆弱的本质,使得这样的遗迹早就不为今人所知,和荒野一起隐匿,非有志者不能得。

过去是另一个国家,在空间的尺度和时间的纵深上,它们是如此陌生。对于往昔的探寻不亚于一场旅行,你需要深入其中观察,在破碎的材料中寻找人群行为的逻辑与动机。

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本身就是一场发现之旅,发现过去,发现他者。

稍晚一些,马林诺夫斯基来到澳大利亚时,一战刚刚爆发,或许是时局为他创造了契机,在和澳大利亚政府交涉之后,他获得了独自前往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小岛的机会,也是在这里,他学习土著人群的语言,住在岛上,开创了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先河。

后来《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出版,写于他调查时期,多是随手记下的感受或灵感。人们已经很少探讨日记对于大师形象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时代中的人只是时代的一部分,不论是斯文赫定还是马林诺夫斯基,他们始终是站在白人男性的角度,去观察周遭的一切。

那个时代是东西方广泛相遇的时代,“contact zone”,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冲突和格斗的空间,往往表现为非对称的支配和从属关系。

《日记》的出版也促使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自身的工作方式,以往研究普遍是在穷尽地观察一个社会,并且忠实地记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素养还不错的人类学家,就可以保证这份记录的客观准确性。而现在,人们发现,人类学者无法避免自身眼光的局限,观察,思考,书写,必然带着主体性。

世界发生剧变,殖民地独立运动兴起,西方人也失去了它的田野场。这些变迁让学科反思自身,后现代的浪潮袭来。当下的世界破碎,多元,去中心,以Clifford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倡随意的、混杂的、流动的书写。他们的田野场是“民族学展览、旅游景点、艺术展研讨会、博物馆咨询处、文化研究会、接待游客的宾馆”,一种“深入地逛”。虽然这种取向在格尔兹看来过于摇摆,中心不稳。

 >05 书写

到今日,在各国之间自由穿行早已不是什么难事,记载旅行经历的书写也越来越多。景观的陌生性已经逐渐减弱,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旅行文学已经失去了“带着大家看世界”的功能。最重要的是,随着旅行的商业化,它早已脱去了“冒险”、“探索”的光环,转而和“休闲”“中产”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时代,旅行书写风头正盛。《失落的卫星》是作者游历中亚的经历,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关注地方的历史,文化,以及当地人的观点。较正式的采访是必要的,对于当地历史的记叙也算是为读者开拓眼界(也是读这本书我知道了维克多崔,以及他与崔健的某种晦涩联系)。轻松的文本适合躺在床头阅读,虽然身体在床上,但心灵可以跟着文字一起游荡。

《重走》则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它以历史事件为主体——西南联大南迁时旅行团的徒步之旅,自己的徒步为线索——从长沙出发到昆明。当主体存在的时候,书写会特别庞杂,西南联大背后是一段波浪壮阔的历史,每个人背后都串联着一个家族的丰富个人史,所以这样的书写毋宁说是对一段往事的考证,一种历史现场的魅力。

作者也说到,因为有徒步线为线索,所以资料的安排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根据时间空间的排列,恢复一段历史就可以了。其中错杂的,作者个人的徒步体验,吃了什么美食,腰酸背痛,回酒店点了什么外卖,和路边的人闲聊,而我也发现,写作者似乎特别痴迷于这种当地人的一瞥,有意思的路边招牌,或热情或冷漠或羞涩的大妈大爷,跑来问你是否需要搭车的司机,好吃或难吃的地方食物,以及在聊天中露出冰山一角的“深不可测式”人物。就文本本身而言,这只是这一段追溯里供人一哂的调味剂,以此证明作者是亲身到此,但它不对主题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对当下的描绘往往是零散和破碎的。

《利马之梦》也将其定义为旅行文学,实际上是作者对前往利马参与秘鲁大选的一段经历的记录。这是更具专业眼光的旅行,作者深入参与一段历史,并且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游走在政治舞台上的各种人。偶尔,能看到旅行文学中常出现的,对于美食的沉迷,对于酒的品鉴,对一处陌生风光的细致描绘。

何伟的书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旅行文学,作为记者的他对“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这件事更为严格,学习当地语言,和当地社区打交道,采访不同的人……他早期的《寻路中国》还可看得出只是简单的在各个地方游历,遇到不同的人,彼此浅尝辄止地交谈一番。而在后来的文章中,他的追寻显得更为主动。《甲骨文》中对陈梦家事迹的追寻,《埃及》一书中对拾荒者的描述,这样的采访是正式的、长时间的、多角度的,这也就注定了他的书写是能够深入到地方之中去的。

同样在中国旅行的老外,还有写出了《东北行纪》的迈克尔,虽然其身份较为特殊(中国女婿),也有追溯历史的自觉,但书写以记录日常生活为主,多停留在浅层次。

旅行为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甚至不用思考太多,只需要将你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便是一篇五千字的小作文。又或者如很多旅行博主一样,有针对性的记录当地特色美食、交通、景点,你就可以写出一篇还不错的能够收获多数人点赞的旅游攻略。正是因为门槛低,所以人人能写,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到此为止了。想起网上有人吐槽,写出旅游爆款文章的套路,先随便选一个地方(出名不出名均可),百度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资料,然后去小红书大众点评抄点必打卡景点和餐厅点评,over。

我只是想说,视角仍然是重要的。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一个政治学家的视角,一个记者的视角,关注到的肯定大相径庭。 不同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地方的不同角度,而作为旅行者,你又有什么值得一写的视角?

 >06 相遇

Clifford在routes里说,为什么人们默认定居是人正常的存在方式,而旅行只是超出了日常生活的一种“非正常”行为呢?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小村庄里,旅行是常态。夏威夷岛上的歌者,一辈子都在游走中传播自己族群的文化。这让人想到以前的吟游诗人,浪迹在不同地方的吉普赛人,甚至是走街串巷的马戏团或小贩。

旅行者是天生的冒险家,他敢于只身上路,面对未知,并将远方的奇观传达给他人。保罗·萨洛佩克 (Paul Salopek)于2013年开始了他的out of eden计划,从非洲出发,徒步智人“走出非洲”的路线。到现在已经走到了云南地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的宗教行为,重合的路线是一种祖先崇拜,这种崇拜不单单是一个家族或某一国的,而是全人类的,跨越国家疆域的行走也将展现出一种突破隔阂的理想。同时它也是对现代科学的崇拜,毕竟走出非洲理论也仅仅是近几十年才完善起来并为学界所认同的理论。宗教,科学,时间,世界,这些飘渺的概念在这里融为了一体。

旅行者也是那个“讲故事的人”,本雅明认为有两种讲故事者的形象,一种是当地的农夫,一种是远行的水手,“远行者必会讲故事。”他们带回了海浪和奇观,但本雅明也说,实用关怀是天才的讲故事的人所特有的倾向,讲故事人的生活痕迹会在他的叙事中凸显出来。

旅行写作是内在与外在,在地与远方碰撞的产物,旅行目的地是两种文化相遇的前线,而旅行者本身也是不同文化的汇集之地。在自身传统里培养出来的目光,凝视异地景观,异地同样抱以回望,自然与人文的边界逐渐模糊,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也不再分明。

旅行者掌握了话语权,却极少有人有使用话语的自觉,大部分人沉溺于奇观景象之中,或是带着求知的心境探索他者的历史与文化。但是书写从来不是客观的(如旅行者以为的那样),它必然带着观察者自身的视角。

不要相信这样的旅行家:在他的书写里,你看不到他自身的存在,或者是他构建了一个敏锐,严肃的观察者形象——大部分游记里的“我”,面目是模糊的,他是一个行万里路的英雄,或是一个探万家店的骑士,这样的旅行者是不真诚的,因为行走于他处的人,必被他处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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