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替 No.4

没有名字,無所事事。

​詹姆斯·司各特,我的躺平学导师

被统治,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蒲鲁东

>1 逃避统治

其实最早对所谓“文明世界”理想的坍塌来自于《人类简史》,这本通俗读物对年少无知的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书中指出农业革命的本质是“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农业发生以后,人类并没有因此衣食无忧起来,反而将人群束缚在一片地域上,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由于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在田间劳作,人类出现了大量疾病,椎间盘突出、关节炎、缺铁性贫血、佝偻症(被人骨研究所作证),而由于人群剧集,传染病也由此出现,同时食谱范围急剧缩小,蛋白质摄入量大大降低,以至于我们的营养构成实际上是远远低于我们的早期祖先的。“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我们。”

后来又读了《石器时代经济学》,萨林斯阐述了西方人一贯以为的懒惰、散漫的原始人的生活实际上比现代人类舒适得多,他们只需要花费很少的时间就能采集到一天所需的食物,剩下的时间便用来休息和跳舞。这种观点也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批判。

很多学者谈论农业的产生,必然会提到的一点是“剩余”,剩余产生了差异和再分配,再分配继续扩大差异并构建了分配者的权威。另一层面关乎心理状态,未雨绸缪者会主动存储今日的食物,为不可知的明天做打算,这些被存储的食物可能自行发芽生长,此后又被人为地加以种植。

司各特对农业起源的探讨集中体现在他的《反穀》一书中,这本书呼应了他的政治观,并且隐隐有些阴谋论的色彩。司各特认为,农业国家的形成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强行将人群和土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典型地域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沼泽湿地。结合的手段,可能是暴力,可能是人为制造的人群对立。(这让人想起那个笑话,管理羊群不是许诺它们吃好喝好,而是告诉它们外面有一只狼。)

当然了,理论各有各的道理,农业起源也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如果让我直观地看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会觉得,妈的农民也太亏了。


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生活在东南亚山地的人也有这种愤懑。山地最为直接的特征是物理意义上的地形阻力,深山适合打游击,现在越南印度的山地还有士兵进行着抵抗斗争,人群以零散地方式躲入深山,在古老的智慧下总不至于饿死。现代罪犯也爱往山里跑,只不过人类的扩张使得山区的食物资源锐减,新闻里常能看到跑进大山又饿到出来自首的例子。

山地不适合农业生产,谷物因其生长特性(相比土豆、花生等根茎作物,谷物长在外面,生长的过程容易被监管)更易于被征收,故而受到管理者的青睐,备受压迫的人民只能逃往山地。这些人选择了游耕(在某种程度上游耕所能养活的人口和定居农业无差)式的生计方式,游耕使得赋税和徭役的征收都变得困难,中央的“管理成本”大大增加,逃避于是成为可能。

当然不只是山地,早先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提起,中国的北部荒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佐米亚,因其辽阔,政府的军队很难进入(无法满足后勤补给),而南方沿海地区“疍民”,亦是选择了滨浮于海,他们以船为生,政权很难强迫他们上岸。

中国有句老话,“穷山恶水出刁民”,仔细想,可见其居心之险恶,这句话无外是站在所谓的“文明中心”看那些僻壤之境人群的生存方式,并在掌握了话语权的情况下随手贴上标签,维护自身秩序井然的形象。

在逃往核心区的过程中,山地居民并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境外之民”,他们与谷底的政权中心保持着交流与贸易,并被囊括进后者关于民族与国家构建的语言之中。徐坚认为,山地上的人群并非绝对自由,他们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结构,这些结构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文明体系。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写华夏边缘的族群实现身份认同的过程,大部分人群抵制了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自主选择了“野蛮”(可能伴随着某些切实的利益如建国后的少数民族政策)。


《逃避统治的艺术》书中一句话让人反思:“在那些尚未被考古遗址和国家中心的历史迷惑的人眼中,景观完全属于边陲地区,没有中心。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在统治中心的范围之外。”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学考古的人容易养成的毛病,考古遗址一直指涉着某种中心,甚而人们也一直主动地想要寻找某个中心,史前不论,到历史时期基本上都是在找城址,找高等级墓葬,在承认面积不过几万平米的城基本不会有多少人居住以后,也并不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重新寻找而只是将一切归因于后来的破坏。视野再广一些,会发现一切考古与历史的解释都是从中心至四至,一种华夏的视角和目光。

当国家弥漫在所有的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


>2 被谁统治

在日常生活中我确实有很深重的“被压迫感”,如一个嚷嚷着国际歌的愤青。

我想要的是消极自由,并且认为只有消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落实到现实生活,就是“你什么也别管。”讨厌被管制的感觉,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也有关系,我的父母没怎么管过我,他们给予我的就是一种消极自由。所以我会对“好为人师”这件事情无比敏感,在日常交流中,抗拒一切有意或无意的“爹味发言”。

但讽刺的是,我同时也在忍受这方方面面的束缚,我的浅薄直接的自由观是自己想干啥就干啥,但是想到一则没钱,二则要负法律责任,三则要受道德谴责,就退却了。所以每当回忆起自己的高中时光,我都会很困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受得下来应试教育下那近乎坐牢的读书时光的。

所以说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生来自由”只是在风中飘。我们的很多选择只是身不由己的过程,然后以为是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做出的。


作为一个在校学生,所能接触到的让人有“官僚”之实体感的无非就是教务了。我身边就没有人不骂教务的,骂的最多的一般是开学、期末期中、假期将要来临时,这样一些教务的存在感较强的时刻。

当一件事情在进行中时,你会觉得这些为学生服务的人其实都很友好,会倾听你的诉求,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将事情做成。但是,一旦脱离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一切就都变得面目可憎起来。教务连接着老师/学校领导和学生,所以不奇怪很多事情被它处理地毫无逻辑。本来,在一个官僚组织的运作下,上层的决策是难以兼顾下面每一个人的需求的,如果是好的调剂者,会尽量作两者之间的润滑剂,但如果这个调剂者每天想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所有的通知便都成了命令,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专制就是这么来的。

在一个压抑的专制氛围中,教务仍然可以用一种很无辜的语气说,我也没办法啊,学校就是这么通知的呀。或许可以将部分火力转移到(前)校长身上,我想,他也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被骂。但是,教务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呢?不是的,说到底,它只是懒惰而已。我觉得所有的科层制的机构都会这样慢慢将人消耗,因为在这里,你实在做不了什么。你没有办法撼动那具一动不动的躯壳。在大部分情况下,什么都不做比做点什么要容易得多。

即将毕业,大抵也要面临被资本家支配的命运。这种话语一直存在,但近两年好像尤为明显。特别是在马云提出“996是福报”,城市开始提倡加班文化,“内卷”一词脱离学术圈进入大众视野,人们有了一个共同的靶向,并且反思当下的工作环境是否合理。

虽然还不是一个打工人,但是新闻里关于打工人的各种困境着实让人心酸。为了避免员工花费太长时间上厕所而发明计时厕所,甚至是将便池用铁丝网锁起来。流水线上的工人,奶茶店里的员工,拿着最低的时薪,还要忍受一连十几个小时的站立。为环卫工人装GPS,甚至是脚链。大厂虽然薪资高,但无异于对生命的透支,猝死、跳楼的新闻比比皆是——而即便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要被部分网友开除出“打工人籍”。

人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工具,遑论“将人作为目的”的理想了。


如果说打工人在公司面对的是一场小型支配,那么放眼全社会,我们其实一直被有实体的强制力以及无实体的强制观念所裹挟——或者说,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前者的意识形态。

资本家可以说趁着年轻就是应该努力拼搏奋斗;父母可以说“都是为了你好”,人生应该稳稳当当;国家可以说三胎是为祖国做贡献,“此生不悔入华夏”;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名牌包包的女生是不完整的,工作已经这么累了更要买点好的犒劳自己;社会可以说,人应该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只有人上人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我们一直在被这些观点裹挟着,努力学习,投奔坦途,未来一片光明。


>3 掌握语言

司各特在《潜隐剧本》中延伸了逃避统治的理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有一套公开话语和潜隐话语,在特定的场合中,受支配者通过表现顺从、谦卑来保全自己,而支配者也会表演尊贵,淡定,神秘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在另外的场合,受支配者会咒骂,幻想,支配者也会暂时丢下人前的体面。权力是被展现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共同表演,完成了这场演出,以维持关系的暂时平衡,从而减少暴力的发生。

统治者构建了一套话语体系,它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渗透到被统治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霸权一方面对所属群体做出承诺,一方面假定对从属群体的意识形态收编会减少社会冲突。在接受了一套话语之后,底层人民无法想象别的社会安排,即便通过暴力抵抗取得政权,也只能是将世界颠倒过来(典型的例子是太平天国)。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很悲观的,如果不能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那么我们以为的反叛就永远是“自以为”,而没有办法脱离原来的框架。

但是作者对于被支配者的抵抗仍旧保有信心,被支配者不仅仅只是满足口头上的反叛,他们首先会开拓出“与权力控制和上层监视相隔绝”的空间,这样的秘密集会很多时候发生在小酒馆,或者更为隐私的成员家中。司各特发展了布迪厄的“区隔”理论,认为精英阶层创造了用以区分人群的文化,同时也为从属者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语言方面,他们采取了政治伪装的方式,具体形式有迂回、委婉、匿名、发牢骚,口头文化,民间故事,符号性颠倒——在一种不触犯支配者利益的潜台词下,他们尽情地表达着自己。

这种处于后台的话语性实践的逐渐积累,会逐渐成为舞台上的实践性抵抗,由此打破了潜隐剧本和公开剧本之间的界限。这样的界限打破有时候需要一个卡利斯马式的人物,Ta代表了一种共同意志,帮助人群说出他们的诉求。


潜隐话语成了受统治者的抵抗方式。如果说上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毕竟离我们很远的话,那么潜隐话语则几乎是中文世界的日常了。

明面上的,是各式的标语(红色,在几年前广泛流行于大街小巷,现在或许还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残迹),官方新闻(对新闻联播的精准调侃,其它国家水深火热,我们生活幸福),青年大学习(每周一次,不知所言,强行要求,数字化的各大高校参与率),阅兵仪式(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场合),会议与讲话(被安排好的,要求事后学习的)。

但网民们发展出了各式潜隐剧本,这些剧本如果直接说出,很可能在强大的审查机制下瞬间蒸发,所以表达越来越晦涩。比较简单的是用代号,字母的缩写,寓言式的叙事,如广泛流传的苏联笑话,以古讽今。印象最深的是20年疫情的时候,因为一份控诉反复被删,网友们发展出了各式版本,甚至有摩斯密码版。

——当这些话语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时,它是否还构成“潜隐”?还是说,这是一种被纵容的表演,真正的潜隐在其背后的含义,在国内网站上已经看不到的直接表述?

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但被克格勃逮住。克格勃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克格勃想了想,决定把发传单的人抓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很多事情都是这则笑话的翻版,博弈至此。有时候也会悲观的想,潜隐剧本本质上没有反抗的功能,它不过是集合了更多的人,使得思想能够在安全的范畴内传播。

>4 躺平即反抗,我们的日常斗争

也是在和教务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地明白自己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虽然不能举旗反抗,但起码还知道如何应对。我知道每次教务通知上的那个时间节点并没有那么重要,实在无法完成的情况下找老师说一说一般都是能通融的。当然,心大的大可以直接放着不管,等教务老师亲自来找你。我觉得他们下达的每一个通知,和我的直接关系都没有那么大。

类似于“996福报”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公开剧本,在了解这一套话术之后,打工人也逐渐醒悟到,老板画的饼也是一种剧本,甚至是“年轻就应该多拼搏”也是一种年长者对年少者的压迫。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笑话,老板开着一辆劳斯莱斯,员工羡慕不已,老板说,加油干吧,再过几年,我就能买第二辆了。

年轻人终于知道奋斗并不意味着得到,至少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密。自己的付出,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别人做嫁衣。别说跨越阶级,它甚至不能保证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获得一个略为安定体面的生活。挣扎在大城市里,这里的居所,这里的生活设施,和外来者、建设者都没有关系。

受支配者发展出了自己的反抗方式,资本家要我们奋斗,我们便带薪拉屎,摸鱼,薅羊毛。国家要我们生育更多的人口,我们便连婚都不结。

——我们选择躺平。在司各特那里,这叫“消极抵抗”。

如果整个文明都是一场巨大的阴谋,我要怎么和你们同流合污?

很多人质疑过躺平,到底能不能在实质上改变现状,甚至是怀疑它是否可作为一种抵抗方式。如同人们对司各特的质疑一样,逃亡山林,装傻充愣,拒绝配合,能否算作底层斗争的一种?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自觉。躺平,是接受现状无所作为,还是曲线救己。放弃冲刺,是就此坐地,还是寻找别的路径。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所有的路最终抵达的都是一个终点。躺平的最大理论支撑,不是自我放弃,而是明白世界不止一个中心,向前的路不止一条。由外界塑造起来的,那条向上的路,很可能会耗尽你一生的力量,也可能会让你在半途就跌落下去。


这里有一个悖论,所谓的自觉,自我反思,实际上也是多年的外界教育和自我教育塑造的。在司各特这里,教育无疑是统治的一种方式,计分制的扁平教育,不过是为资本主义输送劳动力的场所,并且用疯狂的竞争去分隔赢家和输家。在《六论自发性》里他写道:“我,本书的作者,可能还有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是这你死我活的拼抢中的胜出者和受益者。这是何等的讽刺啊。”


福柯写权力的渗透,是技术和政治本身的发展将一切统合到一个巨大的牢笼之下,人开始自我审查,一切不合理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合理。其实我们本不该如此,不该看一些自己不愿意看的书籍,学一些自己不愿意学的课程,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透支自己的生命。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所谓的正统其实没那么重要,年轻人往某个集团靠拢,只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任何领域的),审美被统一,身材,样貌,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人的身体被放在他人目光的审查之下,怕稍有差池就会被看不起,被排斥在集体之外。

掌握话语依然重要,我也不认为个人就应该追求遁世。语言仍然有力量,不管它是表层的,还是背后的。

《逃避统治的艺术》探讨的东西在我看来相当浪漫。个人之外的整个世界呢,总要混乱一些才好,才让人觉得充满了野蛮生长的力量。像满心憧憬的那个时代,征伐与权谋,理想与信仰,贵族和谋士并行,王还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后来的历史每况愈下,权力的肢脚蔓延地越深,传奇生长的土壤就越稀薄。在世界各地,都有被主流拒之于外的,生性漂流的人群,如吉普赛姑娘卡农,永远自由,永远是加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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