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替 No.4
替替 No.4

没有名字,無所事事。

割裂

日记一则。

我找了一个靠后排的位置坐了下来,艰难地把行李箱塞进了座位之间的狭小缝隙之中,靠在椅背上的时候,感受到汗水从皮肤上缓缓滑落下来。

车继续开着,没有人在意我刚才的狼狈姿态,我故作镇定地把脸藏在口罩和帽子底下,眼神从手机上离开,转而向窗外的熟悉景色。

这座城市的公交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换了配置,原来的统一样式变成了现在这种大巴车,成排的软式座椅几乎填充了所有的空间,狭窄的过道,没有扶手和站立的地方,上下车的阶梯窄而陡——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自己的行李箱挪上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型车的运用就是为了给乘客制造麻烦的。

此刻是下午五点,阳光的威力丝毫未减,紫外线从各个方向向你幅射,撑着伞也阻挡不了。等车的地方只有一个不起眼的站牌,显示有四辆公交车在此处停靠。除此之外是废旧的车辆修理厂,卷帘门拉下来的饭店,一个弃置的铲车隐藏在高草丛里,没有一处荫凉。对面倒是热闹一些,成排的店铺都是修车、五金之类,好像能闻到汽油的味道。

我看着轰隆隆驶过去的拖拉机,陡然而生一种荒凉感。


这辆公交车可能是全市运行路线最长的公交车,从西部的市区中心,到城东的一处小山村,沿途停靠二十多个站点。我上车的地方属于市区,车上人还算寥寥,等再过几站,特别是经过镇上的时候,乘客便会如沙丁鱼般挤满小小的公交,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镇上务工的人下班的时间。

上车的人大多五十多岁,带着安全帽或草帽,面色黝黑,表情疲惫,拎着辨别不出颜色的布袋,有的手拿铲子或铁锹之类的工具,有两个中年男子坐下来便开始谈论起干活的工资,一天多少,一个月多少,像谈论菜价那样稀松平常。

人越来越多,我的行李箱也变得不合时宜起来,它稳当当地占据了一个珍贵的座位,我有些踌躇,但眼下我又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

一个中年妇女上车了,她示意了一下里面的座位,我于是把行李箱推出来。刚好有后面的人要下车,我和我的行李箱在过道的中间形成了一道挡住人流的堤坝,再靠边一些,再挤一挤,我和那个下车的人几乎要贴在一起,但箱子不像人体这样可以被挤压,他冲破了第一道障碍,现在朝着第二道进发……

那个中年女人看不下去了,说我们换个位置,你把箱子拿进来。

我摇头,座位空间就那么大,箱子放进去了,人就不可能坐得下去,但是此刻我也懒地解释说明了,就只是说着你坐你坐。

我站在过道中间,扶着箱子。

女人有几分尴尬,而我刻意拿起了手机不去看她的脸。我不知道此刻升腾在我心里的是什么情绪,烦躁,刻意装作无所谓,把她的内疚拉出来放在阳光下曝晒。

几站之后,她要下车了,她终于要下车,“姑娘你把箱子拿进来吧。”她应该是长舒了一口气。

我继续坐下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趟车对我来说依然像一个噩梦一般。

它是村里人去失去可以乘坐的唯一一趟公交车,终点是村上的集市,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聚集起了一批超市,菜市场,水果店和早点摊。

从村子里坐车到市区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一个小时是奢侈的,最初票价是五元(并不便宜),如果是全家人共同出行,那么在车费上就要花去四十元钱。所以我们也只有在节假日或者要去市区办事的时候才会乘坐它,而这种时刻往往也是人最多的时候,大家拼命挤着,人们拎着过节的礼品,拎着鸡蛋和鸡,自己家种的菜,车厢里的气味很快便污浊不堪。

而那时候,公交车是没有站点的,人们站在路边招手即停。司机好像对车厢里的拥堵状况视而不见,“挤一挤,挤一挤!”他朝着车后大吼,甚至把车的后门打开让人从后门上。车上抱怨声渐渐起来,但人们还是尽力地把自己蜷缩起来,挤进座位和座位之间的空隙里。在这种时候,如果你的手还能占领扶手的一角,就已经是一种天大的胜利,至少能让你在车辆道德急速起步和急速刹车时稳住身形。

拥挤的人群,隔一分钟就紧急刹车的公交,很少坐车的我,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构成了晕车的绝佳条件,我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都一定会感受到那股从胃部上升到喉咙的恶心感,像一个发酵池隐藏在身体里,混杂着胃酸和空气的食物在食道和胃之间反复翻滚。

久而久之,如同PTSD一般,我在看到那种布满了灰尘的破败客车的时候,都会涌起一股头晕恶心感。


我坐下来,继续看风景,在经过几个村庄之后,乘客渐渐少了起来。我戴着帽子和口罩,它们为我提供了短暂的庇护,在这个时刻,确实是很适合痛哭一阵,反正车窗外吹来的风会适时地为你抹去眼泪。

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我在处理毕业手续和赶考之间折腾,提前一周离校,连夜坐车到了武汉考试。那是一趟夜晚出发的慢车,原本打算睡一觉刚好早上抵达,没成想火车在粤北受到了水灾的影响停留了四五个小时。武汉的笔试写得一塌糊涂,我看着题目里一个并不熟悉的共和国奖项以及选项里四个完全陌生的人陷入了沉思,和我在粉笔(一个考公的真题网站)上刷题的感觉一模一样,两眼一黑蒙到底。

和同学聊天的时候她们苦口婆心地劝我,你还是要背一背题目的,至少要知道习近平讲话都讲了啥。我嗤之以鼻,说,我看到那种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选择其一的题目就头疼,不知道是应该怀疑自己还是怀疑世界。刷题刷地烦躁的时候,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发牢骚,“四个全面”“五个布局”,就跟黑话似的——然后它们很快就会被网站删除。

这场考试就是把这些东西甩在我的脸上,告诉我什么叫“现世报”。


其实这场考试是三月份报名的,当时我满怀憧憬地想,考试的时候武汉的樱花都开了吧,后来因为疫情一拖再拖,期间我也投了很多简历,经历了很多线上的面试和笔试,有如儿戏一般的面谈,在根本不想招人只是走个过场的招聘里当炮灰,或者是满怀信息地赶去那座城市面试结果落败。沮丧是肯定有的,但是否因此如丧考妣呢,倒也没有。我会在投每一份简历的时候简单畅想一下在那座城市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畅想时间仅限五分钟,便不会对任何事情有所期待。

因为专业原因,我找工作的过程也是考编的过程,考古专业不是不能曲线就业,选择旅游类或文化类行当的大有人在,但今年经济如此不景气,去私人企业确实需要很大勇气。赛道毕竟不同,因为招收专业的限制,这些考试的竞争压力肯定没有其它岗位那么激烈。所以也需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不专心备考,没有抓住每一个机会,每次都是应付了事得过且过,或者是对于自己所报的岗位压根就没有想要去的心情。期间也投了一些企业岗位(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心血来潮地投一些记者的岗位),但大部分都是石沉大海。

“最难就业季”“高校毕业生一千零七十六万人”“摩擦性失业”“失业率20%”,不可避免地,新闻里这些词条会最先吸引你的注意力,它们激发着两种情绪,一是愤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出生,二是为自己暂时的停滞找到了结构性的理由:不是我的问题啊是全社会都有毛病。


带着失败的躯壳归乡是很残忍的,漫长的公交车程,穿射过玻璃的炙热阳光,窗外一闪而过的植物也炙烤地得毫无生气,加上刚才的小插曲,这个偌大的行李箱依然不为所动地横亘在那里,人便会很容易地被一股挫败的情绪击倒。

这辆公交车把人从城区拉到了乡野,人回到了他的来处,又重新见识一遍被他抛在脑后的现实,淳朴而辛劳的男人女人,被捆绑住翅膀的鸡,沾着泥土的锄头,满满一篮新鲜的玉米。每一次乘坐它返家的时候我都会在一种头昏脑胀的感受中愤恨地想“以后再也不出门了!”,乡野确实也清静,太阳晒得狗也发昏,蝉鸣是天然的环绕立体声,你在房间里当一晚上的麦霸也不会有人来打搅你。


在家等待新一轮考试的消息,处于一种同时自由与不自由的状态,也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轻松,用阅读和电影填充漫长的夏日时光,继续在新闻里政治性抑郁。看到河南乡镇银行爆雷的新闻,在银行门口讨要说法的储户被白衣人暴打,有人评论,现在这么多考公考编的人以后便是这些暴徒。易烊千玺考编国家话剧院的事情持续发酵,有人愤慨特权阶级对资源的占用,有人觉得这只是小镇做题家的一厢情愿。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割裂感?一个我在网络上嘲讽,质疑,灰心丧气,一个我在考试里笃定地选择着最为光明和正确的选项,一个我依旧向往自由,在看《地球之盐》的时候默默流泪,一个我在积极浏览考公考编信息汇总。

杨德昌在《麻将》里说,没有人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我问了自己很多很多遍想要什么,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追寻,我走出去的路就是那辆公交车,我因为害怕眩晕而再也不敢踏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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