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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林培源:穿過「窄門」 | 圍爐 · HKU

在這道門內,是清華讀博時期的焦慮與探索、生活的急劇變化帶來的文學上的挑戰、人生關鍵期的矛盾與選擇;穿過這道窄門,則見另一番天地。

林培源,廣東澄海人,青年作家,清華大學文學博士、暨南大學博士後,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系訪問學者(2017—2018),香港大學客座研究員(2021-2022)。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小說敘事研究。小說見《花城》《作家》等刊物,學術論文見《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曾獲第二屆「《鐘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獎(2020)、第四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2016),出版有小說集《小鎮生活指南》(2020)和《神童與錄音機》(2019)等。

「窄門」原是宗教詞匯,在《聖經》中,寬門闊路行者眾多卻引向沈淪,窄門狹道鮮有人知卻通向永生。在對談中,林培源談論起自己穿越「窄門」的歷程,則是意指在作家、學者、書評人、新手爸爸等多重身份帶來的惶惑與甜蜜中走過的幾年時光。在這道門內,是清華讀博時期的焦慮與探索、生活的急劇變化帶來的文學創作上的挑戰、人生「關鍵期」的矛盾與選擇;穿過這道「窄門」,則見另一番天地。

2021年是林培源在各個領域都收獲頗豐的一年:元旦,他在醫院陪產時獲知小說集《小鎮生活指南》獲評《亞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說獎」的喜訊;第二天,他迎來自己第一個孩子的降生。這一年裏,他在核心期刊發表了多篇論文,在多個平臺撰寫的書評也受到更多人的歡迎。博士畢業不到一年,他「中標」了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9月開始,他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到香港大學文學院訪學。這一年他發表的唯一一篇小說,入選了「中國小說學會」主編的《2021中國短篇小說年選》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選的《2021短篇小說》,而他的批評集《小說的常識》也在這一年順利簽訂了出版合同,將由譯林出版社在2022年推出。

從旁觀者角度來看,將多重身份切割開來、獨立地從任一領域審視,目前為止他都做得足夠好。但在辛勤耕耘與收獲成果之間,等待的階段則是必然。在此次對談中,林培源分享了他面對人生轉折、在不同身份間轉換的心路歷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考博—讀博—找工作—發論文—申課題—評職稱……這已經構成了我過去六年及未來的人生軌跡,中間有無數的岔道和拐點,無數的挫敗和沮喪,無數為之欣喜的時刻。而另一條軌道上的我,重復的是寫小說-發小說-出書或拿獎-參加活動這樣的生活。哪一個更能幫助我認清世界,探索未知呢?如果人生有雙軌製,我想這就是了。犧牲一部分,豢養另一部分,停滯這一步,踏出另一步。」

* 本次對談時間為2021年11月,故本稿中「今年」指2021年,「明年」指2022年,「去年」指2020年。

1|「寫作就是這樣,它迷人的地方就在於你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好,而過了這個階段,你再也寫不出這個階段能寫出來的東西。」

Q1 | 您曾經在廣東的深圳和廣州求學,後來又到北京讀博,中途去了美國杜克大學訪學一年,現在又來到了香港訪學。在不同城市間流動、求學、工作的經歷是怎樣影響了您的創作呢?

林培源 | 我是2007到2011年在深圳念了本科,2011到2014年在廣州讀了三年的碩士,後來考博考了兩次,因此在廣州又多待了一年,所以實際上我在這兩個城市待的時間是均等的。北京我是2015年去的,2017年去了美國,2018年秋天回來,2020年年初我從北京回老家,結果那時候疫情爆發,我有大半年的時間不在北京,所以算起來我讀博五年,只有大約三年半是在北京讀過的。去年我畢業、工作,又申請到訪學的機會來香港。總的來說,這幾年是一段很奇妙的經歷。昨天我到浸會大學做講座,線上有個同學問我,你待過這麽多城市,有沒有以此為題材的寫作?我跟他們講,寫作跟生活經歷是會有一個時差的,它總是滯後的。比如在《神童與錄音機》中,《誕生》和《金蟬》兩篇是和北京關系最密切的,它們存在一種城市和鄉鎮經驗的碰撞。不過《誕生》是我到美國之後寫的,《金蟬》是從美國回來後,19年3月份寫的。在這兩篇小說裏,我都試圖將潮汕與北京兩地的經驗打通。小說集出的時候,我的師弟也是很好的朋友陳潤庭寫了篇評論,說這兩篇小說代表了「兩種經驗的對壘」,我認為這種評判很有意思。

Q2 | 一些評論將您筆下的潮汕故事與馬華文學潮濕氤氳的風格聯系在一起,然而在閱讀您的作品的過程中,我時常聯想到的卻是侯孝賢的電影,仿佛自己已然步入了一部關於小鎮生活的電影,一幕幕場景躍然眼前。您的小說的這種強烈的畫面感是如何而來的?您的創作是否受到過臺灣文藝電影的影響?

林培源 | 之前也有人跟我說過,特別是對於我今年發表的小說《灰地》,也有人說讀起來特別有臺灣電影的畫面感。但我想了一下,我對於臺灣的電影和小說看得不多,侯孝賢的電影我也只看過《風櫃來的人》。別人的這種閱讀感受,可能是因為這兩個地方的人文環境有相似之處。2014年我碩士畢業,想換換心情,於是辦了簽證,在臺灣逆時針環島一周,花了14天,剛好把簽證的時間全部用完。當時的路線是從臺北到臺南、高雄和墾丁,再往上到臺東、花蓮,然後再回臺北。臺灣的很多城市跟我老家那邊的縣城特別像,即使是在大城市,街坊間的關系、人和人之間那種人情味還是保存得很好。這種鄉土氣和親近感在潮汕地區的縣城和鎮上存在,大城市已經不太有了。潮汕話跟臺灣話都屬閩南語系,他們講臺灣話我是能夠多少聽得懂一些的,我講潮汕話他們也能聽懂一些,這也是一種內在的聯系。

侯孝賢電影《風櫃中來的人》中的臺灣小鎮

說到場景描寫傳達的氛圍比較濃烈和立體,我發現我大部分小說都有這個特點。這和我平時的思維習慣有關,我看到一個東西,就會想著如何用語言去描述它。寫小說時,我會將自己放置於那個場景中,這樣就有了畫面,再調動感官,通過一些修辭,盡量還原場景。

除了傳達氛圍以外,我也會追求塑造一個立體感的、栩栩如生的、能夠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大家可能會有的感覺,覺得寫經典人物是魯迅那個年代的,或者的一些已經經典的文學作品才能夠達到的。但我不這樣看,我們也能通過修辭、語言、故事,最終凸顯人物。當然也有一些當代文學的人物成了經典,比如《活著》的福貴,它的人物形象可以長久站立。所以這方面我的文學觀比較保守,我會註重小說對人物的塑造,我希望某個人物是獨一無二的,希望我寫的每篇小說的人物,能有一些特點和共性。《小鎮生活指南》能夠被很多人記住,故事情節可能並不重要,但譬如姚美麗(《姚美麗》)這樣的人物卻能讓人有很深的印象。

寫作就是這樣,它迷人的地方就在於你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好,而過了這個階段,你再也寫不出這個階段能寫出來的東西。讓我再寫一部那樣的作品,我可能寫不了,因為它來自於那個特定階段的我。我的文學觀念總是處在發展中,比如對外部世界存在不滿與批判的階段,但我只能通過某種方式去呈現它,然後就寫了《誕生》這樣的小說,但是現在我的心境不一樣了,我希望呈現更豐富的東西,如果你去讀《灰地》,能夠感到它較之《小鎮生活指南》,涉及的社會場域更寬闊了。

Q3 | 學術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會怎樣影響您的文學創作呢?您怎麽看待自己同時兼具「職業小說家」和「學者」這兩種身份呢?

林培源 | 這個問題要看怎麽定義這個「職業」。我不敢像村上春樹《我的職業是小說家》那樣去定義自己,頂多這麽講:寫作這一塊我是專業的,不是「野路子」。當然這之中有悖論的東西,我從高中生開始寫作,後來參加比賽、出書,前面幾年基本上每年一本,這個過程跟我的求學同步,說得明白點,我是用稿費、版稅的收入支撐學業,去養活自己。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現在我工作了,有了相對穩定的收入,對待寫作的心境與態度當然也就不同了。

我2019年和2020年都有小說集問世,但這兩年裏我沒有什麽新寫的作品:2018年開始,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寫博士論文,前後花了兩年的時間完成。《金蟬》是這期間唯一新寫的小說;再到2020年我才寫了《灰地》。現在又在寫新的一篇。這幾年平均下來一年只有一篇,算是特別「低產」。

我最近在寫小說,總被各種事情打斷:到港大去講課,還有其他一些工作,加上家裏有小孩,所以時間特別零散,孩子睡了我才能寫作。有時一天下來只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可以用來幹活、寫作。一天寫不了多少字。寫小說和寫論文不一樣,我寫小說,總是對著屏幕把它從頭讀到尾,邊讀邊改,讀到上一次寫完的部分,再接著往下寫,隔天又繼續重復這項工作。有時一個上午只能寫幾百個字。不過因為這種習慣,我很多小說寫完之後,基本上不需要怎麽改動。

現在的寫作狀態和大概十年以前完全不同,以前不論是精力也好,寫作沖動也好,各方面都很有power,所以寫得特別快,有時一個短篇一兩星期就能寫完。但實際上寫作速度和寫作的質量之間沒有絕對的關系,據說莫言寫《生死疲勞》也就花了43天,寫了49萬字。


2|「博士論文誌在打破趙樹理文學的『起源性神話』、重新探索文學史。」

Q4 | 您的博士論文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家、「山藥蛋」派文學創始人,同時也是中共八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趙樹理。在很多人眼中,無論是趙樹理其人還是關於他的研究,印象都已固化,為什麽您會選擇趙樹理作為研究對象呢?
現代小說家趙樹理

林培源 | 我覺得這正是做趙樹理的意義——打破大家對他既有的印象。很多人認為趙樹理是已經經典化的、被現代文學史劃定了位置的作家,借用柄谷行人的話來說,這就是某種「起源性神話」,我願意把這個「裝置」倒過來,采用新的方法去打破普通讀者甚至是文學史對他的固有的認知。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趙樹理評價很低,但我認為這是有失公允的,作為文學史家當然可以有偏好,不過有時候會文學史的蓋棺定論會誤導讀者,所以要把這種偏見打破。

大家對趙樹理小說的一般印象就是「土」「山藥蛋派」「黨的傳聲筒」……但我希望我的博士論文可以呈現他的多重身份:他如何從農村到省城求學,變成一個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文藝青年,又如何成為與同時期左翼知識分子不同的人物,再到後期被「打入冷宮」;和他文藝創作形式的多樣:除小說以外他還創作很多通俗文藝、鼓詞、快板劇本……小說在他所有創作中占據的分量不是很重,但是影響又是最大的。

通過研究趙樹理,可以了解「革命」是怎麽發生的,還有革命發生以後對於個人、社會產生了什麽樣的作用,知識分子站在什麽位置去看問題,他們怎麽書寫民眾(或者農民),如何代替他們發聲,這個問題幾乎貫穿了20世紀中國文學,比如魯迅的小說開啟了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的對話,但那種對話是有距離的,丁玲、周立波等人書寫「土改」,但他們原來的身份是精英化的知識分子,需要通過改造才能去寫農民。趙樹理不一樣在於,他是從農民階層生長起來的,他用的是一種內部視角,他的小說裏極少有高高在上、俯瞰的視角,呈現出來的也不是魯迅小說裏那種啟蒙與被啟蒙的關系。

為什麽趙樹理會從特別「紅」特別「火」到被打入冷宮?文革開始後,他在山西晉城、太原是被貼大字報痛罵的,因為他與周揚的關系,他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和農村政策講了很多真話、為農民說了很多話,這些在當時都是政治「不正確」的。50年代末期,他轉移了創作路徑,關註農村知識青年的出路和城鄉分化問題,60年代初寫《賣煙葉》關註「中學生參加投機倒把」的問題,他不再對「體製」直接建言了,但是我們通過小說文本還是能揣摩出他的態度。被批鬥後,他讀了六十年代風靡全國的《歐陽海之歌》,感覺主流在寫「新人新事」,自己已經跟不上了,這時候他內心是很悲涼的,《賣煙葉》是他最後一部小說,成為絕唱。

我的博士論文主要從社會史的視角研究趙樹理,將他放在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中國社會的變革中來看,每一章都會參考特定階段的大量的材料,進而打開了對20世紀上半葉的革命、土改、合作化以及群眾的政治參與等問題的認識。我比較擅長敘事分析,所以就拿它作為「中介」,通過敘事分析將趙樹理的文學實踐和當時的社會變革勾連起來——文學史、社會史和敘事分析,三部分就像是一臺三腳架,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解讀趙樹理。

Q5 | 這部博士論文之後會出版成書嗎?

林培源 | 會出版的。2012年北大有篇博士論文叫《農民說理的世界》,是李國華老師(現執教於北大中文系)寫的,他借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的方法,將趙樹理所有小說拆解,分門別類地放到「農民」「說」「理」「世界」這幾個「籃筐」裏,可以看成一種「平行研究」,每一部分占據的比重是相當的。他的研究對我影響很大,不過和他略有不同的是,我試圖用更加歷史化的方法去展現趙樹理文學的演變過程。

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才完成這篇論文。我博士的專業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清華這個專業有兩位博導,一個是格非老師,一個王中忱老師。王老師是做中日文學比較的,格非老師是學現代文學出身,他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廢名研究。開始的時候我想要晚清到民國的教育小說,後來開了題去了美國之後,發現做不下去。那段時間很迷茫,特別焦慮,後來偶然在東亞藏書部發現了一套趙樹理全集,越讀越有興趣,就萌生了換題目,做趙樹理研究的想法。在美國的一年,時間和精力基本上花在看書、讀文獻和做筆記上面。那時我買了輛二手車,經常開車到學校,再走路去圖書館,打印中英文的文章來讀。博士論文相關的材料都是那時候積累的,回來後沒有太多精力再讀新的文獻資料了。一些材料沒有電子版,都是邊看英文邊即時翻譯,一個字一個字敲成筆記的,是一種很笨的方法——當然現在看,那樣的付出很值得。

離開杜克之前,林培源將舊書都送給了舊書店
Q6 | 所以博士階段是對您來說極其重要的一段經歷。

林培源 | 對,這段求學經歷給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學術的也好,學術之外的也好,打開了我的眼界,在我的生命留下了非常深的烙印。畢業後我沒有考慮留京,而是回到廣州,不過還是和那時候認識的很多朋友保持聯系,其中有不少出版界的編輯。現在我在香港,他們也沒有「放過」我,經常寄來新書。


3|「寫文學評論是一個互相觸動的過程。」

Q7 | 其實我2008、09年的時候就已經是您的讀者,隨著2019、20年《神童與錄音機》和《小鎮生活指南》這兩部小說集的出版,您受到了更大的關註,我突然從各個平臺讀到了很多關於您的報道,也因此發現您如今的身份十分多元:既是作家,又是學者,還是活躍的文學批評家,各種新書出版都會邀請您參加相關的活動。誠實地講,今天的您和我十年前印象中的您是完全不同的。我想知道這種改變是您自己有意追求的嗎?您是有意想讓自己不局限在某個身份、多去嘗試和拓展不同的可能性嗎?還是順其自然發生的呢?

林培源 | 開始的時候,我沒有認為我要寫文學評論,大部分是朋友約稿,有時看到了很感興趣的作品,讀完很喜歡,有感覺了,就開始寫批評。我對西方文學抱有一貫的關註,碩士念的是比較文學,那時有位老師做後殖民批評,我挺感興趣,寫了一篇印度裔英國籍小說家基蘭·德賽的《繼承失落的人》的書評,發表在《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當然我也十分關註中國當代文學,還有同齡人的作品,所以也會寫一些當代小說的批評。寫文學評論和我的博士研究沒什麽關系,只是因為我關註文學現狀、關註前輩作家的新書,像我的導師格非老師。我讀博期間他出了《望春風》和《月落荒寺》,我純粹出於喜歡而寫了批評;再比如麥家的新書《人生海海》,我寫的那篇評論很多人看過,好像是在豆瓣主頁上的熱門書評;包括余華的《文城》出來後我也寫了一篇評論,也有很多人關註。

寫評論有時也看緣分,比如出版社出了一部新書,很需要有人去關註它,而你恰好讀到,覺得很好、寫了評論,這就是一種緣分。

我想不到的是寫評論給我帶來了新的機會——我明年要出一部文學評論集。我以前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出這樣的集子,整理文章的時候很感慨。從2015年開始,到現在六年的時間,我寫了大大小小幾十篇評論,選了其中個人比較喜歡的文章和一些隨筆。已經和譯林出版社簽好出版的合同了,我最近忙完,就把書稿修改好。明年這本書出版,我還在香港。我有一種感覺,隨著閱歷的增長,你嘗試的不同東西會讓你的身份更為復雜。

Q8 | 這很有趣,因為您兼具作家與學者的身份,這又使得您作為評論家身份所發表的作品兼具創作者視角與研究者視角。

林培源 | 對,應該說,把這兩部分結合起來是很重要的。很多作家也寫文學評論,比如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還有奧爾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我認為寫文學評論是一個互相觸動的狀態,一方面是將你的知識結構轉化為批評的能量,一方面能夠給予普通和專業讀者以啟發。比如詹姆斯·伍德——現在炙手可熱的批評家,他的《小說機杼》自從被翻譯成中文,幾乎文藝圈的朋友都多多少少讀過。這說明好的文學評論是有建設性和生產性的,它不是只能跟在作品後面跑,而是能反過來啟發寫作者。

最初我抗拒別人給我貼「書評人」「批評家」的標簽,我只想做一個純粹的小說寫作者。在我寫批評之前,我不知道內在的乾坤,總覺得相比小說,批評可有可無,寫批評不會對作者產生任何的激發。後來慢慢去寫,才感覺這和做學術一樣,會讓我產生一種跟別人對話的欲望,寫出來的評論就像石頭投進水中,蕩起一些漣漪。不過文學批評也是魚龍混雜,不專業的文學批評只會帶來誤導,我希望自己能做一股批評界的「清流」而不是「泥石流」,寫出切中肯綮的評論。


4|「一定要經過這道窄門了,才能夠看到一個比較寬闊的世界。」

Q9 | 無論是在目前高校評核體系下,還是在一些專業學者眼中,寫書評似乎都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因為書評並不屬於「學術成果」。但當我在「知網」上檢索您的名字,發現您僅2021年就有15篇文章見刊,其中不乏《文學評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這樣的權威期刊。您是怎樣做到在一年內在不同的領域「多開花」的?

林培源 | 對,在《文學評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論文是我特別自豪的。我大概是去年9到11月份這三個月的時間,集中經歷將博士論文的幾個小節拿出來修改、投稿。我博士論文寫了28萬多字,其中有四個小節發出來了,一篇《文學評論》,一篇《廣州文藝》,兩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四篇7萬字左右,大概是博士論文的四分之一,剩下的章節也會繼續修改、投稿。

林培源在清華寫博士論文時的書桌
Q10 | 這種狀態也是源於你之前的積累與積澱,我想在這一年之前一定有一個非常漫長的等待時期吧?

林培源 | 從剛工作到現在,這一年特別焦慮,這種焦慮比讀博的時候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以前再怎麽樣你知道你總會把博士論文寫完然後畢業。但到高校工作以後,你面對的是一個更未知的領域,投稿能不能中?申請課題能不能成功?……這些都是老大難的問題。

我以前特別容易焦慮,但現在覺得有些東西急不得,焦慮也沒有用。人就是這樣,一定要經過這道窄門了,才能夠看到一個比較寬闊的世界,但是要擠過那道窄門,那個過程是挺痛苦的。對我來說,「窄門」就是從讀博到工作的階段,包括到北京求學的經歷。這些經歷會極大地改變一個人的內在外在。這幾年我還經過了人生其他的轉變,也是必經階段。

大概是今年暑假吧,南京師範大學的何平教授在《花城》雜誌主持一個欄目,策劃了一期主題,邀請三個潮汕的作者來寫潮汕(陳楸帆是寫科幻的,陳再見寫了很多縣城故事,我寫小鎮故事)。我是最後一個交稿的。那時候我要帶一學期的課,所以那個階段寫小說和備課、改論文是同時進行,前後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才寫完小說。小說出來以後很多朋友很喜歡。

年末的時候,我太太快到預產期。2020年跨入2021年的那幾天,我是在醫院度過的。我太太原本的預產期是聖誕節,但時間到了還沒有任何動向,所以我們到醫院辦了住院,然後待產、催產,前前後後待了四天,直到孩子出生。元旦那天,《亞洲周刊》揭曉,我才知道這個(當選「2020年十大小說獎」)喜訊。這個喜訊比孩子早一天到來,我覺得它是孩子提前送過來的禮物。

來香港後,生日那天,林培源和女兒在海洋公園。
Q11 | 北京有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源,而北京讀博的經歷又對您來說如此重要,為什麽還會在博士畢業以後選擇離開北京去廣州就職呢?

林培源 | 當時我不想留在北京,一是覺得北京不是很宜居,二是考慮其他一些更為實際的因素。骨子裏我還是個南方人,喜歡南方的生活。

Q12 | 成為一名老師應該也會帶來很大的挑戰吧?我導師跟我講過,人生中讀書最多的時期可能就是成為新老師的時期,因為你要給學生教課,需要把整個領域的書籍都一本一本地讀過,而不是像之前讀博的時候,你可能精力主要是集中在閱讀與自己的研究相關的書籍。

林培源 | 對,我現在會註意去鍛煉自己,無論是講座的或講課的機會,我都很珍惜,從準備、做ppt到講,都把它們當做鍛煉的機會。昨天做完講座之後,主辦方說你講得這麽好,一看就是「老手」了。挺開心的。

去年9月入站做博後,隔天開始給學生上課,講了一學期,那門課叫「影視文學改編」,是本科生的專業選修課,一次課3個課時。我找了一些經典的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來討論,比如《活著》、《羅生門》、《燃燒》、《鳥人》等等,跟學生們談這些作品是怎麽改編的,比較改編之後的作品和原作。前半學期是我講,後半學期穿插著學生的分組展示和討論,學生自己選擇分析的電影,團隊合作,做課堂報告。漢語言文學基地班的學生水平很高。他們講的一些電影我也沒有看過。我還保留當時上課的ppt和其他材料,上這門課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我挺想以後能有機會開新課的,特別是結合自己的研究專長。如果條件允許,我希望開兩門課——「小說敘事與文學批評」和「趙樹理專題」。前者希望可以帶領學生細讀文本,掌握敘事學的分析技巧並學會寫文學批評;後者希望把學術研究的方法透過趙樹理文學的個案,貫穿起來,以小見大,切入20世紀的文學、社會和政治等議題。

5|來到香港之後

林培源 | 可能是因為長期生活在在高校裏面,雖然說我現在已經工作,有一些其他的社會身份,但我時常感到自己總體上還是和學生沒有太大的區別。現在來到香港,認識了新朋友,接觸了新的老師,大家都很平和,是我印象中那種謙和的學人的狀態。我也沒想到在這裏還有這麽多的際遇、這麽多的因緣際會的東西。11月8號那天在港大課堂上講趙樹理,課上有個大四學生,下課之後很激動地來找我說:「我初中的時候就讀你的小說了!」我覺得這也挺好玩的。


文 | 馬珺琳

審稿 | 何亦陽

圖 | 林培源 來自網絡

編輯 | 張宇軒

matters編輯|邢奕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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