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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中人(一)——每個人都是荒誕小說的主角|圍爐·CUHK

殘酷的現實不假思索地推進著,新聞裏卻是一片秩序井然的祥和。
圖/方艙窗戶的倒影

從20年到22年,人們對疫情的恐慌早已由病毒本身蔓延到了疫情影響下生活的方方面面。 突如其來的封鎖、緊缺的常用藥和食糧、無法上達的資訊和呼救,失序混亂的環境中個體渺小又無力。 兩條杠的抗原試劑盒,無數個電話預告的不確定未來,兩段重疊又錯開的疫情記憶。

X:夢裏我在礦洞搬石頭,
和病毒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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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六條杠

其實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社區沒太受到波及,一直沒有人感染,所以剛開始物資生活這些都沒有太受影響,大家也不太著急。 3月底左右的時候居委還發過一波物資補給,雖然對於一家人來說也不够吃幾天,但多少不至於斷糧。

但到了4月2號我們社區有了第一波確診的居民,那天我媽媽開始喉嚨痛,但由於前一天剛測的核酸還是陰性,所以只是當普通感冒處理了,並沒有和家人做什麼隔離措施。 3號的時候我們家三個人測了抗原,也都是陰性。 但那天我就開始發燒了,晚上還夢到我和許多人在崎嶇複雜的礦洞裡面搬運石頭,我隱約記得夢裏有人告訴我這是在和病毒作鬥爭。 總覺得有些西西弗式的隱喻,我推著石頭走向望不到盡頭的幽暗礦洞,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推石頭,卻好像又別無選擇。 醒來後我感到渾身疼痛,燒也沒退,由於那幾天同社區陸續有了確診,我擔心會是新冠,便讓家人不要進我房間,和我保持一定的距離。 之後我們又做了一次核酸,結果還是全員陰性。 到了5號我基本退燒了,但開始感到明顯的喉嚨痛和頭痛,不過那天下午的核酸依舊顯示是陰性,所以我就以為是被別的病毒感染了。

但6號早上,我和家人自測了抗原,一家三口加起來六條杠,全都中招了。 打電話聯系居委會,他們給我們送抗原覆核時還錯送給了隔壁的鄰居,數量也不對,結果隔壁鄰居就不知情地多做了一次自測。 樓上的鄰居得知我們測出陽性後想給我們送點感冒藥,結果出門後對門就很警覺地問她為什麼要出門,無奈之下她只能拿了根電線吊著東西傳下來。 我們當時很感動,因為其實我們平時也沒有很熟悉。 那天下午“大白”來給我們做了核酸檢測,覆核感染情况。 當時正好也快斷糧了,家裡沒有大米,我們就向其他樓熟悉一點的鄰居求救,他們把米送到了我們家樓下。 但我們自測陽性了不能下樓拿,就在嘗試聯系樓裏的志願者,希望他們能幫忙把米送上樓。 當時我們社區的志願者完全是居民自發組織的,居委會不太管,警衛保潔人員大量確診,所以人手很少,防護服是大家一起集資買到的,運送物資的三輪車還是平常撿廢品的老人捐出來的。 總之由於人力資源緊張我們一直打不通電話,好不容易接通後志願者說當天工作結束了,他們已經把防護服脫掉了,所以只能等明天再把米送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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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轉站到方艙

到了7號晚上,我們接到了疾控的電話,顯示核酸檢測异常,通知我們等待後續安排隔離。 我們本以為會等很久,囙此準備先洗個頭理理行李睡個好覺,沒想到當天過了兩個小時我們就接到了居委會的電話,說是疾控中心會在晚上10點到,並帶我們去隔離。 我感到有點奇怪,理論上確診和無症狀的分別在於有無CT影像的新冠肺炎影像學特徵,而我們並沒有檢查過肺部影像,又怎麼能確定自己是不是無症狀呢? 只是問了許多病友他們也都不知道,護士姐姐則說症狀診斷不是他們的負責範圍,是疾控辦負責的。 他們接收到這裡的人,都已經默認是無症狀了。 疫情期間的問題似乎都是這樣,模模糊糊地總是得不到解答。 過了一會居委通知我們做好防護到社區門口,說是做好防護其實真的很簡陋,我們沒有防護服,甚至手套面罩都沒有,就只是拖著行李箱戴了口罩在門口等待轉運我們的人。

我們順利地上了轉運巴士,後續又接了很多人,中老年人占大多數。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我們到達了隔離點,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個地方只是一個由公務場所改造的臨時中轉站。 我們住在一個教師辦公室大小的房間,勉强可以放下五張床,床與床之間間隔約1米。 房間裏有窗戶,通風條件也還可以,只是沒有床頭櫃等置物的設施,對於上課辦公而言多少有些麻煩,只能把枕頭被子疊起來當作桌子用。 房間裏只有一個能用的的插座,每人提供一個臉盆、一塊毛巾、一次性杯子五個、牙刷牙膏、拖鞋。 一個套間有兩個熱水壺,一個拖線板。 我們睡在睡袋裏,有一個被子,但蓋起來很不舒服。 隔離點的絕大部分人都戴著口罩,只是我覺得反正陽性了也無所謂,就沒有太注意戴口罩。 晚上我發現廁所的深處居然有一個洗澡間,簡直是神迹,而且蓮蓬頭的狀態非常好,甚至還能取下來用。

隔離點環境很吵,第二天清早我就被吵醒難以入睡,旁邊的阿姨阿叔喜歡用手機大聲外放短視頻。 或許因為我們是前幾批入住的,秩序整體都比較混亂,大家的生活狀態也很“原始”。 便当發放到各個樓層,而非放在房間門口,也囙此出現了很魔幻的一幕:隔離點吃飯是要靠搶的。 有人會多拿幾份,囙此去晚了就會吃不上飯,有一半人都沒有搶到酸嬭和水果,當然也包括我。 後來微信群發佈了從患者中招募志願者的資訊,樓層的志願者自發組織了一下住在隔離點的人們,一切就變得更加有序了些,志願者會把飯放在房間門口,這樣大家就都可以吃上飯了。

當時住在我旁邊的阿姨是一位在莘莊菜場工作的阿姨,她三月十幾號的時候就已經被封鎖在菜場裏了,因為社區已經封了,如果回到社區就會沒有辦法再出門繼續工作,社區也不收她們,所以便只能在菜場住下。 住在菜場的人每天都要自測抗原,阿姨在4月初的時候感染了,跟我差不多時間被送來了隔離點。

中轉站的群聊還看到了一些援建方艙的人發的消息,說自己工作結束回來就被暫時安置在了這裡,卻一直沒有通知什麼時候能够安排他們做核酸檢測,什麼時候能離開這裡。

圖/隔離點群聊的聊天記錄

我在那裡才知道有許多人都是混檢异常就被送來了這裡,他們有的人單管覆核是陰性,有的人抗原自測是陰性。 他們試過打110,試過向各種部門求證資訊,嘗試溝通,但都申訴無果,還是被拉了過來。 接電話的人只是說“我們接到的資訊就是這樣的,就是要把你帶走。” 可他們無能為力,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打電話重複那句“我們都是陰性的呀”,在群裏接連發著自己最近幾次的核酸結果截圖,除此以外,他們能做的就只有期盼著方艙每日公佈的核酸陰性榜單上出現自己的名字。 當然也可能是健康雲顯示有誤,資訊沒有傳遞到位吧。 我周圍一直都有這樣的人,群聊裏不同的昵稱發著類似的內容,只是沒有人直面這種失誤。 大家被拉走就被拉走了,只能在群裏反抗兩句,也不敢真的違抗強權,拒絕被拉走。 知道這件事後我才開始戴口罩,我害怕感染了那些本來沒有感染的人們。

那裡還有一個嚴重糖尿病的患者,但他沒有胰島素,病情很嚴重。 家人說希望把他轉到醫院,工作人員只告訴他們已經上報第二批名單了,但是第二批什麼時候轉運都還不知道。

圖/糖尿病患者家屬發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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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生活

9號那天下午我接到了電話,被通知今晚要被轉運,讓我做好準備。 我爸媽沒有接到電話,問了相關的負責人員,得知他們也只是負責通知,只知道名單,而不瞭解具體情況。 周圍還有一家人,帶了一個七歲一個兩歲半的小孩,在名單上被分開了,他們在跟工作人員反映,也不知道結果如何。

當晚我被轉移到了方艙醫院,這是一個新開的方艙,整體環境還行,竟然還有淋浴間。 而且也可以隨意離開自己的隔間,到室外和方艙範圍內的其他地方走動,這裡可以活動的空間倒是很大,像高中校園那樣。 不過比較不方便的是男女混住,廁所和淋浴間同樣也是混用。 第一天物資都沒有送過來,連牙刷都沒有,也只能暫且將就一下。 次日我們區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早飯了,從8點多到10點多都在觀望早飯,後來我們去後面的物資點爭搶早飯,隔壁好心的阿姨幫我也搶了一份飯。 中午每個區域的志願者組織起來負責拿飯和分飯,逐漸也有序了起來。 本以為方艙醫院會有些治療,但其實大家都是無症狀感染者,醫護人員只是發了一些連花清瘟,其他的感冒咳嗽藥等都沒有發放。 我一直都沒有吃過藥,因為到方艙時我的症狀已經差不多好了。

圖/方艙的環境

我來方艙後還聽說了許多人說自己不想回家,因為這裡天天有酸嬭、牛奶、和水果,食物按時供應,吃飯還不要錢,可回家後這一切就都沒有保障了。 這裡不知道為什麼幾乎沒有上海人,大家都在方艙說著帶有各種口音的普通話。 有許多外來務工人員、菜場攤販阿姨,他們中的許多回家也只能住進合租的小房間,要操心怎麼搶到物資,怎麼在疫情帶來的生活工作困境中勉强度日,而這裡可以洗澡,有床,有一日三餐,可能對他們來說也不壞。

住進方艙的第三天起,周圍陸續有人收到了核酸轉陰可以出院的通知,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回家當日測的那次核酸再次轉陽了,於是陸陸續續還有人被召回方艙。 這樣其實會造成很大的隱患,因為據我瞭解很多住離中轉站很近的人都是走回家的,根本沒有所謂的閉環轉運。 除了這些人之外,每天還可以看到很多新病友排隊入住。

4月15日下午,我終於收到了准許出院的簡訊。 4月16日,確診的第11天,住進方艙的第6天,我拖著箱子,背著包,從閔行龍之夢走到水清路25號,再騎了四十幾分鐘的共亯單車,一個人回到了家。

爾索:一切疑惑都沒有答案,
只留給我獨自咀嚼
1
無法接通的電話

我在疫情期間的經歷很曲折,大致可以分為感染新冠之前和之後兩個階段。 3月份學校出現密接,我們開始從學校逃回家,那時是最開始覺得生活的秩序和原定規則開始被打破。 不過當時在家還覺得新冠離我們還蠻遠的,雖然我們社區從3月13號起就在封控中了。 只是後來確診人數越來越多,從一開始“上海發佈”中遙遠模糊的數位逐漸變成周圍有朋友確診,再到三月底發現自己也確診了,就覺得生活的掌控感在慢慢喪失。 確診後我的生活節奏更是直接被突如其來的轉變打破,每天不知道自己下一個小時會在哪裡做什麼,感覺被電話支配,隨時會有人打電話來說我要做什麼,但是指令並不明確,也不知道在等待被接到方艙集中隔離之前我要做什麼來保護同一屋簷下的家人。 文宣隔離知識,各部門的對接和轉運的落實都很不到位,一切都很混亂,每天都覺得自己下一秒可能就居無定所了。

我記得當時29號下午的核酸檢測,我的結果還顯示陰性。 但30號上午我就開始咳嗽,人很不舒服,一直在睡覺,那天晚上我就發燒到了38.7℃。 當時我覺得事情好像有些不對,開始感到有點害怕,想自測一下核酸但自己也買不到抗原檢測盒。 我只在一年前打了兩針疫苗,身體也很不舒服,長期被打亂的生活狀態加上抑鬱症的影響令我十分恐慌。 於是我開始聯系居委會,但是他們的電話一直打不通,我想或許是因為太晚了他們下班了,就準備明天早上繼續打。

到了31號早上8點,我繼續撥打居委會的緊急聯繫電話,發現還是無法接通,考慮到萬一我感染了出門會影響他人,只能讓我爸去居委當面找他們,問他們怎麼處理,並拿回了抗原檢測盒。 當時注意到居委會的座機聽筒是扣在桌上的,囙此一直會顯示忙線無法接通的狀態,但其實居委並沒有人在接電話,也就是說他們把電話變成了免打擾模式,故意不去接聽居民的電話。 我爸沒有戳穿,只是問後續要怎麼聯系居委。 他們說“我們會聯系你的,只有我們聯系你,你不聯繫我們。”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荒謬了,如果我是一個獨居的人,我在懷疑自己感染的時候甚至不能電話聯繫居委,只能冒著感染更多人,招致許多人指責的風險下,親自去居委拿抗原檢測盒。 一開始我在看新聞的時候還指責說,怎麼有人陽性了還不知道好好呆在家裡,要跑去居委感染更多人? 現在想來如果我獨居,又遇上了這樣的居委,那也只能自己拿著兩條杠的抗原去找他們。

過了幾個小時居委打電話進來問我的情况,我告訴他們抗原自測陽性後,居委讓我等疾控的電話,說有人會上報,我要等待疾控上門覆核的結果,那時我整個精神狀態爆炸。 不過說到等疾控這件事我現在都覺得有很多問題。

31號發現確診那天,接近晚飯的時候有疾控來給我鄰居做核酸,然後我們就問他,既然都來我們層了,是不是可以順便幫我核酸採樣,反正我已經上報了。 但我不知道他們的流程是怎麼走的,他們說沒有接到通知不可以私自給我做核酸。 整個流程非常死板,反映任何問題,或者提議精簡步驟,改善不合理的狀況,得到的答覆都是“無法向上級反映”。 當然我覺得這也情有可原吧,可能是一開始人手不够,情况也比較混亂。

到了4月1號,我媽媽就開始發燒了。 其實我們當時有做一定隔離措施,我呆在房間裏,門口放了一個椅子,家人會把飯放在那個椅子上,而且我和家人用的是不同的衛生間,我也會在經過的地方噴消毒噴霧。 但總歸中間有一個必經的走廊,我們的行動軌跡會有一定重疊,所以也無法完全阻斷病毒傳播。

那晚疾控來給我覆核了,在此之前疾控其實已經跑來社區很多趟了,但前幾次都沒有人來給我做核酸。 後面的事情就更亂了,他們打電話告訴我說我確診了,在家門前拉了條警戒線,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措施,不知道後續要做什麼,等待什麼,也沒有告訴過我們同住家人可以有哪些防範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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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的死迴圈

那段時間的檢測政策似乎每天都在變,大體來說差不多是兩天一次抗原一次核酸。 但我們層都是要麼感染要麼密接的住戶,全都不能參加集體核酸,只能在家裡做完抗原傳到系統上,只是這沒有什麼用,因為系統說陽性要報告居委,居委的電話又是自始自終打不通的,好像陷入了一個無解的死迴圈。

我那時很擔心我的家人,因為我爺爺已經85、86歲了,以前還得過肺癌,即使治癒了也總歸有些顧慮。 所以我特別怕連累他們,就希望自己趕快被轉運走。 但後來我的家人還是在4月5號前,沒有等到疾控進一步通知轉運我的消息就已經陸續感染了,雖然現在看來我們都屬於無症狀感染者,我的症狀反倒比他們都嚴重些,今天還在咳嗽。

而這裡的問題就在於我家人從4月1日起就顯示混檢异常,後面自測抗原陽性,但從來沒有人來負責,更妄論有人來複核核酸了。 而且理論上混檢异常健康碼會變成紅色,但他們的健康碼卻是黃色的,也就是他們被算作了我的密接,混檢异常的問題反倒被忽略了。

期間有一天有個“大白“在樓下喊“所有人下去做核酸”,那時我家人由於混檢异常已經很久沒做過核酸了。 我們便隔空喊話,問核酸混檢异常也要做核酸嗎? 隔壁一個獨居的確診老人就問,他這樣也要去做核酸嗎? 樓下的“大白“說所有人都去,於是我們整棟樓烏泱泱一批應該被封控的人就都跑到我們社區中心的核酸點。我覺得這樣很有問題,就一直在質問我樓下的“大白”為什麼確診的、混檢异常的居民要一起去做核酸,但他只是重複說所有人都去。 我放緩語氣問他能不能再跟上級確認一下,他只說“我不能跟上級聯系”。 其實我整個疫情期間問的許多人,打的許多電話都給我這樣的感覺,說自己沒有辦法聯系上級,可能他們確實就是無法向上反映遇到的問題,總之層層的反應通路都很割裂,資訊很不透明,溝通效率極低。

就在這時隔壁的那個爺爺被趕回來了,說那邊的工作人員不讓確診的人去一起做核酸,可樓下的“大白“依舊在說“所有人去做核酸”。

無奈下我們只能打了一個居委會工作人員的私人電話,問他這是什麼情况,他說“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已經確診的陽樓怎麼可能叫你們下來做核酸。” 但這樣的事情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他說他這邊給不到什麼答覆,只是一味強調“這個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他顯然是在逃避現實,不願承認也拒絕溝通,這樣又怎麼可以優化管控,减少重複事件的再現呢? 我繼續問他我爸媽混檢异常的情况什麼時候才能等來覆核,他就說會有的,明天就會來; 第二天繼續重複這句話,會有的,明天就會來,可到了今天依然沒有來。

結果重複的事件果然在幾天後再現了。 那次隔壁爺爺不明就裡地被喊下去做核酸,他強調了自己是感染者,大約是陽性名單漏統計了,喊人做核酸的“大白“像上次那樣堅持讓他參與集體檢測。結果第二天爺爺被居委罵了一頓,說“為什麼要來混檢?你是確診你不知道嗎?” 爺爺當然很生氣,就說“是我想做嗎?我可以不做嗎?不是你們搞成這樣子的嗎?”

我也由於資訊差造成的誤解莫名其妙地被責問過。 6號那天,疾控終於給我打了確診後的第一個電話說大約7、8號我需要去集中隔離點,結果8號我接到一個電話來質問我為什麼沒有去集中隔離點。 我就奇怪,沒有人來接我,我能去哪? 打電話問我有意義嗎? 你們沒安排人來接我自己還不清楚嗎? 當時工作人員就表示他們打了很多電話詢問為什麼不去集中隔離點,而為什麼沒人接他們也不清楚,但總之無論情况怎樣,他們的職責就只是來做資訊登記的,其他的也管不到。 一方面是死板的“專人專事”,另一方面是資訊的極其不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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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無數個盲盒

不過7號的時候我們的居委會終於站起來了,組建了樓道的群,後面兩天居委會的電話也打得通了,還有一些志願者來對接自測結果。 後來我8號再自測抗原就已經轉陰了,9號測出來也同樣是陰性,向樓裏的志願者迴響後,當晚有疾控的人來給我做核酸轉陰覆核。 他說轉陰覆核只用做一次,意思好像是只要這次測出陰性我就不用去方艙了,有望步入生活的正軌。 不過他也沒有明確說,他的每句話都讓我捉摸不透。

像是疫情後我每天生活狀態的隱喻,我不知道會不會被轉走,被轉到哪裡,什麼時候會被轉走; 一開始因為擔心家人想盡快走,但後來看到一些隔離點的條件就覺得不想走了; 有的親戚在集中隔離點跟人搶被子,有的朋友在那邊住飯店。 生活就像無數個盲盒。 之前每天都很焦慮,給無數個人打了無數遍電話,實在是太混亂了,我都不記得自己聯系過誰。

可是到了11號覆核結果通知我們家還是全部核酸陽性,之後就再一次進入了之前漫長而混亂的迴圈,即使每天抗原自測都是陰性,卻還在無止境地等待。 15號那天我們家接到了七八個電話,有疾控的、居委的、也有派出所的,每個人打進來都在反反復複說著同樣的幾件事:一是問家裡老人的情况,一是跟我們說會被轉運,再問我們到底有沒有被轉走。 一開始疾控問我們有沒有什麼需求,我們說最好一家人能同時被轉運到一個隔離點,隔了一段時間疾控又打來問我們有沒有被轉運,過了一會輪到居委打電話說馬上來接爸爸和爺爺,淩晨又接到了疾控的電話問媽媽有沒有被轉運走。 這很荒謬,是疾控派人來接我們,他們卻不知道我們到底有沒有被轉走。

我沒有弄懂情况,也不知道到底還要不要去隔離,究竟什麼時候會去隔離,一切的疑惑都沒有答案,只留給我獨自咀嚼。

4
確診後的沉默孤島

在封控的這段時間裏,物資供應也是一個問題。 社區在疫情還沒大規模爆發前就已經被封了,那之後沒多久就出現了確診無法被轉運出去的情况,當時警衛會專門安排人給確診的人送飯。 我們社區的高齡老人很多,周圍又都是醫院,租住了很多在醫院長期陪護的病人家屬。 我記得有一戶住了一對老年夫婦,其中一位患有胰腺癌,他們不太會用微信,也不會網購,封控之初就遇到了物資短缺的問題。 他們去居委問怎麼才能買到食物,居委會給出的解決方法是給他們開出入證,讓他們出去買吃的再回來。 可我們社區有這麼多老人,如果都採用開出入證的管道,那封控不就淪為形式了嗎? 居委只是在逃避照顧高齡住戶需求保障物資的責任罷了。

後來管控變嚴格了,那兩個老人再次找居委會,他們就說反映沒吃的可以,也可以繼續開出入證,就是買了吃的就不能再回社區了。 那兩個老人臨時租住在這裡,也沒什麼鄰里關係可以聯系,後來只能聯系志願者幫忙。 那段時間我媽在做志願者,幫忙組織做核酸這些工作,他們就來向我媽求助。 我們也只能找人在外面幫忙採購,然後再拿進來給他們。 這樣的老人在我們社區並非少數,而很多這樣的食物短缺問題都是志願者以私人名義去幫忙解决的。

當時浦西還沒封控,我還能點到許多外賣,也沒有覺得食物有多稀有,只是沒想到封控後我家會完全陷入斷糧的狀態。

我們家附近的叮咚和盒馬門店一開始就關了,統一發放的物資就只有一次,根本不够吃幾天,那就只能靠團購。 而現在社會本身鄰里聯系也不多,要進入團購也得先有個團,才能有更多的資訊資源。 但恰恰這第一步如果沒有太多的社會關係是很難打破的,尤其是老年群體,還有許多租客,就很難邁出從零到一的這一步,我們從沒有建過業主群,囙此團購的通路也一直沒有建立起來。

有次居委發了一戶一份的物資,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沒拿到,總之發完後隔了好幾個小時門口還堆著多餘的六七份。 可是居然沒有人去後續聯系多餘的物資要不要去發給那些有需要的人,比如可能有沒有屯什麼糧的老人,或是群租的住客,而是就讓多出來的物資晾在門口。 我媽在志願者群反映了一下這個問題,結果是她被踢出了志願者群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家發現她混檢异常沒法再參加志願者工作了。 第二天晚些時候那些物資消失了,也不知最終有沒有去到需要的人手中。

在我確診之後一段時間,我們家實在沒米吃了,沒有通路反映,聯系不到任何人,也沒有任何人來對接這件事幫我們。 無奈之下只能聯系了我男朋友的媽媽,她是醫護人員,想辦法送了一箱食物到我們社區門口的貨物架上。 我們是封控樓,理論上不能從樓裏出去,但實在是連飯都吃不上了,只能等到夜深人靜沒有人的時候偷偷去門口貨物架上把食物取下來。

那天我們在社區門口看到了孤零零掛著的一張紙,是團菜群的二維碼,我們這才終於加了進去。 可是在此之前,我們就仿佛被社區徹底遺忘,封在樓裏想盡辦法才托人送來了一些米。 沒有人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建了團購群,沒有人告訴我們要等待什麼、應該做什麼,沒有人問過我們需不需要食物,好像確診後我們就成了一座沉默的孤島。

5
不可控的生活裏
活著就很不錯

食物供給的情况在我們樓建了群後好轉了一段時間,可以團購買一些東西,居委官方也會賣一些價格相對合理的團菜,不至於出現一隻蘋果一小盒牛奶10塊錢之類的離譜價格。 還有志願者專門對接老人,幫助他們解决一些物資購買的問題。

但團購了開始了沒幾天,就在12號的時候,社區開始限制居民自發組織的團購了,大約是出於减少人員流動,限制疫情傳播和交叉感染的考量,安排了官方團購和分發物資。 但官方調配的物資數量和種類還完全跟不上,現時只有菜,仍舊需要居民拼手速才可能搶購到。

另一個令人憂心的是疫情期間的配藥問題,我們社區有一個核酸/抗原檢測异常的微信群,那裡有許多老人面臨缺少常用藥的困境,疫情下本就配藥艱難,更何况是確診的患者。 有的老人要同時配九種藥,許多地方都配不到胰島素針,而各種藥品的可替代性、是否緊急、一次能配幾種、各級醫院有沒有相應的藥,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往往幫忙配藥的人要跑好幾次才勉强有可能配全,多的是配不到的藥。 還有許多人需要精神類藥物,卻因為病耻感害怕被人議論而不敢求助居委,何况這種藥本身就比較難配到。

所幸我的抑鬱症還算得上穩定,用藥的需求暫時還不急迫。 只是疫情前私自斷了藥,家裡沒有什麼存貨,又因為最近的經歷病情有些反復。 而兩個月沒有開藥處方就不能線上配藥了,所以我也不確定在急需的情况下我還能不能儘快拿到藥。 像我這樣處境的人也有很多,真的到了那時候,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6
哭聲中的鬧劇

4月17日晚,門鈴混著敲門聲,我在出現新冠症狀的第19天,自測抗原陰性的第10天,終於出了家門。

那天晚上,我們先是接到了一個居委的電話,說已經聯系好了轉運的相關事宜,要接爺爺去大華醫院,過了會他們卻又來電說明天來接爺爺和爸爸去方艙。 他們說他們也不知道之前聯系的大華醫院為什麼不去了,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和媽媽不在轉運的名單上。

結果到了晚上10點,疾控突然來電說轉運車馬上來接我們,我們有太多的疑惑和不解,可他們只是强硬又機械地重複著通知。

“那我和媽媽呢?”

“也要走的。”

“可是前面打電話,說名單上沒有啊?”

“你別管前面啊,我現在通知你,就是馬上都要走。”

“之前不是說爺爺去大華醫院嗎?”

“我現在通知你,馬上都去方艙,趕緊收拾,車馬上來了。”

“但不是說明天嗎?”

“明天,明天,馬上過了十二點就明天了呀!我現在就是通知你走,你走不走?”

“那怎麼行!老人都已經睡覺了,說好去醫院的!好,那不去醫院也行,不是我們不願意配合,能不能白天走?一定要淩晨嗎?知道你們忙不過來,但是老人真的經不起這麼折騰,東西也來不及收拾!”

“那車子馬上來了啊,走不走?”

“……真的走不了。”

馬上,馬上,我之前已經聽過這個詞兩回了,都沒有等來疾控,這次他們真的來了。

十點半,門鈴響了一下,緊接著就傳來了急促猛烈的敲門聲。 門外竟然有七八個人,似乎還有一些是警詧。 如果不是在今天的上海,我一定以為是我們家犯了什麼刑事案件,要被逮捕歸案吧。 隨後就是激烈地重複對話,和電話裏的內容基本一致,面紅耳赤、唾沫橫飛。 在我們的强硬態度下,他們終於松了一個小口子,破例照顧老人,可以今晚不走,爸爸也可以留下來照顧爺爺。 我這才稍稍安心,跟媽媽一起上了車。

老人老了,每一次踏出家門,都很慎重。 記得奶奶那時候,去醫院都很擔心一刻鐘的車程會不會帶來劇烈的不適,加重病情。 可笑的是,最近有時甚至會一絲慶倖閃過,奶奶幾個月前病逝,是盡力救治過的,不用帶著基礎疾病面對如今的上海。 殘酷的現實不假思索地推進著,新聞裏卻是一片秩序井然的祥和。 竟時常羡慕爺爺不會上網,不用面對赤裸裸的真實。

十一點,在社區門口等待了半小時,轉運車終於來了。 旁邊的老阿叔說,他已經站著等了一個小時了。 車上已經坐了不少人。 漫長的等待這才剛剛開始,轉運大巴走走停停。 過了零點,不斷有人提出上廁所和喝水的需求,一一被拒絕,他們只是僵硬地說“我們也沒辦法”。 淩晨的大巴座椅上還坐著大片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平時也許都不能坐那麼久,更何况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 90多歲的老爺爺,傳出了斷斷續續的哼聲,似乎身體已經將在散架的邊緣。

未感染的奶奶,來陪身體不好的老伴; 未感染的父親,來陪年齡尚小的女兒來,他們並不在意感染,只是擔心家人在方艙生活無法自理又無人照顧。 而和我一樣感染接近20天的也不在少數。 老人們的情况和我爺爺很類似,都是居委不久之前打電話說聯系好了去醫院,但無一例外,他們都在今天七八點左右,被電話告知馬上要去方艙。 那位常年臥床的90幾歲老爺爺甚至是被兩個人抬上車的。

圖/人們登上轉運車

就這樣轉運車在距離社區不過百米的地方一直從十一點僵持到了淩晨一點半,大家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開始詢問工作人員究竟在等待什麼,為什麼不能先走。 那時老人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令人憂心。 毫無意外,車下的“大白”和之前我交流過的許多工作人員一樣,告訴我們這不是他說了算的,他已經催促過了,除此以外他也無能為力。

又過了大約一刻鐘,90多歲老爺爺忍不住在車上痛苦地呻吟起來,車上鬧哄哄的,大家的不滿情緒已經積攢到了頂點:

“我跟你說衕誌,今天車上有九十幾歲的老人,你讓車先走不會有問題的。”

“我是一名陽性患者,我們車上有很多很嚴重的患者,有呼吸困難的,還有九十多歲好像是腦梗的老人,平時就癱瘓在床上的,但等了三小時後這輛車居然現在還在社區門口……”

“現場的人,現場的人不管!”

“那我們就等死咯?對呀,他說他不管,所以我才打電話給你的呀!你身邊領導多,你告訴我,誰是你領導,我打給你領導。”

“我們現在就想趕緊走,趕緊去方艙,這不正常嗎?”

“車子現在還停在這裡不走,車上老人在發抖啊!……”

面對大家的抱怨,工作人員只能重複說,“我不知道。我沒有領導電話,我就是個協力廠商服務人員。我自己已經早上六點做到現在了,我找誰呢?我是志願者啊,你想打誰就給誰,我不知道啊。”

一片混亂中,車上不知道從哪傳來了哭聲…… 我也好想哭啊。 如果不是我們態度堅定的拒絕和“反抗”,我86歲的爺爺也已經在這輛車裏了,要在半夜從睡夢中被拉起來,在悶得透不過氣的車廂裏坐上三四個小時,坐到全身酸痛甚至腿脚發麻,等待著遙遙無期的發車轉運。 我緊戴著口罩,只覺得也有一些喘不過來,一時間噁心想吐,一陣幹嘔。

7
疫中“人”?

淩晨兩點半,我們在社區門口的大巴上,沒等到名單上那位遲遲沒有到來的待轉運患者,倒是先等來了救護車。 司機走了下來,車上就他一個人,沒有醫護。 可能是在等待什麼檔案吧,司機和我們聊了起來,要我們好好考慮。 前一天晚上,他就接了兩個病人,都是一家家醫院問,卻沒有任何一家願意接診,直到最後病人受不了了,寧願回家,再開著救護車將他們送回去。 他說相關檔證明都有的,領導都說聯系好了,最後卻還是進不去醫院。 當時領導告知司機的資訊是,90多歲的老人已經昏迷了。 但車上甚至沒有配備一名醫護人員,也許因為這是“陽性救護車”吧。 而那些沒有感染的人,似乎根本等不到救護車。 “現在救護車根本不救人!” 救護車司機說。

一面是救護車司機的勸解,“等都等了,不如去方艙,你問我,我無法保證你可以進去醫院。”, 一面是居委的推諉,“救護車已經到了,單子也已經開好了,擔心什麼呢?”, 老人的保姆拿不定主意,反反復複給老人的家人打電話。 但似乎也是無解的局面,資訊不全的情况下,沒人知道這個選擇,會導致什麼結果。 也許老人在去方艙的路上熬不住了,也許老人進不去醫院,居委也不讓再回社區。

三點,我們等的最後一比特待轉運患者已經在慌亂中悄悄上了車。 大家給老人出主意,如果不讓進醫院,就在救護車上不要下來,等人來解决,沒有辦法的辦法了。 三個人將老人抬下了大巴,坐上救護車遠去了。 我們也終於發車。 路上走走停停,關卡不少,在空無一人的路上,還是花了兩個小時才從徐匯到達奉賢的方艙。 平時路上都是貨車的淩晨,這段路可能都用不著一個小時。

終於在早上五點,我們到達了方艙。 此時,一些人已經在車上坐了七個小時,徹夜的舟車勞頓下沒有人再提自己還沒去過洗手間,還沒喝到水。 沒有人說話,只是機械地辦理著入住流程,拿好東西迅速鋪床入睡。

經這一夜的折騰,中午被叫起來吃飯時,我渾身無力,心臟砰砰跳,頭又暈又疼。 吃好午飯又睡了過去,直到晚飯再起來,才稍有好轉。 我作為抗原早就轉陰,生龍活虎的年輕人都如此,更別提那些老人們,也不知道那位90多歲的老人最終有沒有被醫院接收…… 睡夢中朦朦朧朧地似乎聽到了爭執聲,方艙的大燈被人打開,我被吵醒了。 是有人來接需要吸氧的人去醫院,但是那個人是三天前在很緊急的狀態下才需要吸氧,當時沒有人管他,現在他挺過來了,核酸也都轉陰性了,在準備離開方艙的時候又有人要接他去醫院。

21號那天,我在方艙已經測出了兩次核酸陰性,理論上可以出院回家,本以為這場鬧劇到這裡可以告一段落,卻接到通知說我的兩次核酸測試時間不足24小時,剛好差了20分鐘。 好多人都是這樣,被告知兩次測出陰性的時間差了10分鐘、20分鐘,所以不允許我們離開方艙。 再測一次核酸,就又要等出結果,等人工統計上報,等上級回復並安排轉運車。

又是迴圈無謂而充滿不確定的等待,人們在方艙吵架,“大白”哭了起來。

我們都沒有錯,錯的究竟是誰呢?

文| Vinyl

圖|由受訪人提供

微信編輯|張宇軒

matters編輯| G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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