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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a temporum felicitas, ubi quae velis sentire et quae sentias dicere licet.

话语研究part1:导言(武汉2020计划)

一、 导言

“这是我们还可以借以倾听或想象他们的唯一声音:他们在疯狂和失望的状态下同权力进行交换的声音,就是说这些“不幸的人”求见国王,请他反对其他“不幸的人”,请他理顺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看上去不合规则的东西:家庭、邻里…… ”《米歇尔·福柯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326页

是怎样一种增强为现实、权力、欲望与物质的声音操控着有关主体的社会生活与对于社会生活(此处指一宽泛的多学科/知识体系共享的研究对象)理解场域的边界 ?我们可以从多角度谈论这样一种对于社会的、公共生活的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种族、医疗、工业技术、经济等等。他们都在尝试以各自的范围去限制、研究公共生活中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于某一学科来说必然是有意义的,被提取的,同时浸透了各自的方法论与独断性。对声音的研究最终导致的是声音的内部独断性,自在自为的声音掌握了每一处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命令、教育、控告、宣判、契约,我们理解的社会生活开始了,作为物的生产关系开始了,但同样作为物的声音被掩盖了,掩盖在各个学科意义纷杂的各自真理当中。只要我们冷静地采用最一般的历史学研究,我们就会遇到史料的选择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书写与呈现的真实与否的问题。在这里必须被提问的是:什么声音被凸显,什么声音被掩藏。我们划分出了各类人文科学的技术,渴望提取关于社会、自我的知识与概念,但是学院式的谈论最终既没有努力完成这有关于”人"、有关于“社会“的拼图,也没有在哲学的论辩中更迈出一步、探触运行的铁一般的社会现实。对非学科领域的、日常生活的排斥,构成了我们夸夸其谈的主要方面。这铁一般的社会现实是非学科性的,也即,是不能被制度化、追求同一性的某一知识体系所完全把握与限制的。它是待展开的、待描述的,因为社会生活随着时间是待展开的、待描述的。


我尝试将现有的几种批判角度与真正严肃的话语研究结合起来,使此研究能够较少地沾染上学院气的拘谨与局限,俯身向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仍然弥漫在公共论域中嘈杂而虚弱的声音敞开。意识形态,自马克思改造此词以来,一直被是看做一个潜藏在看似稀松平常的社会现象背后统治阶级的思想遮羞布。与左翼常用的商品拜物教与异化批判一道,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构建,我们实际分享着这样一种批判的角度与预设:即透过社会的表层,我们能挖掘出一个真正运行着并且虚伪地宣称着其高尚目的(通常是阶级意志)的庞大系统。这一系统通常周遍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并且只要尝试用思维的力量进入它,就能够瞬间洞悉整个社会的运行。这一系统既是概念的,又是现实的,但却不能用物来直接阐明(尽管它总是并且愈来愈依赖于物);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但却不能被具体指称:“看!这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同样是去主体的概念——这里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在以逆福柯的方式运用主体的概念,而是在最一般的生物学意义上尝试确定声音的来源,此处的“作者“仍然存在——但是当我们进入标题中所宣称的”多主体网络视域“中以探求话语系统的更迭与变化时,主体和视域仍然帮助我们锁定具体的文本与言说内容,给予其网络中按一定秩序展开的视域,在这个不断随主体的构造与转换而变化的视域中,治理术的策略与回应能够得到较好的确定。治理的视角、网络中能被呈现的视域以及主体自身的构造与转换构成了看似反-福柯、反-话语系统分析的主体。这里的治理与其说寻求一类似于对意识形态揭露与批判的有关”国家“”政府“宏观而抽象的”权力“,不如说是一种关系,发生在个体间的权力机制与策略,试探与退却,最终走向某种治理,局部的治理,有关特殊性的治理。 有两对相联系又对立的范畴 (补充) 而意识形态在此的运用不过是选取其宏观的视角,以致在整体批判中得以与话语系统的分析一道共同构成主体之间复杂的权力机制与治理关系的外在庇护。个体仍然被征用、唤问至意识形态的面前,暗含各自的话语,话语系统藉此侵入各个个体言说的声音当中,激活其被征用、唤问的程序,在时间上个体就这样永恒地构成其自身,主体就此诞生同时就此死亡。


问题的核心仍然来源于具体的话语分析。这是一场鏖战,是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战斗。我们也将永远处于专家与权威的质疑当中,我们的基础只能是历史中具体的例证与能被抓住的唯一声音——真正属于民众的声音。这也是开始处引言中福柯意欲在《卑贱者的生活》《家庭的混乱,巴士底狱档案中盖有国王玉玺放入信件》《苏联的一件普通诉讼案》及监狱信息小组中探求的不被掩盖的浮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声音。使我趋向类似于福柯式的调查与研究方法的是一个愈来愈明显的危险,这种危险来自于宣称自己有能力解释并且激活来自民众的声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阶级意志”“人民”“反动”“温和派”“蒲鲁东式的”“布朗基主义”“左倾激进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冒进”“路线错误”“修正主义”“反动”“小资产阶级式的懦弱”。一种民众用以解释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哲学从未如此兴盛,他们被马克思主义所激活,在通向最终的革命道路上时刻以此塑造自身。工人阶级的“圣经”开启了20世纪的新人:“苏维埃人”“革命子女”,但"圣经"只能是《圣经》,教条化的话语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代表的也是这整一套在48年革命及之后“哥达纲领”“科伦共产党人事件”“巴黎公社”等更悠久的革命历史与叙事中逐渐成熟的话语描述的失败。这失败不体现在其继续在语言层面发挥作用后的执行力(就像当今中国政府所做的一样),而体现在其赋予人民用以解释自身的行动、意志与目标,并以此观察一整个崭新的世界的能力的失效上。但是它激活了某种欲望、尝试:


”总而言之,这种变化类型‘诱发了人们不再接受出自历史学家之手的任何事实的想法,人们要对它们进行思考。人们要自己寻找事实,以确定它和把它作为历史对象加以研究。这是为我们自身、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的思考提供某种真实内容的唯一方法。这反过来也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不做历史暗含的假设的俘虏的方法。这是思考新的历史对象的方法。[……]它不再是对历史的思考,而是一种在历史中进行的思考,一种把思维变成历史研究的检验方法,也是一种让历史研究经受概念和理论范围转变考验的方法。’总之,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一项应由自己完成的工作。应该潜入矿藏深处;这需要时间,也要付出代价。‘“ 《米歇尔·福柯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322页

我希望这终将成为档案(archive)的研究能或多或少接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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