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非

一个写作者。关注女性权益、审查制度和各类社会议题。Creative writing in fiction track.

灭蚁记

人如此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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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只有几只在厨房台面的食物残渣流连。我并没有下手击杀,弯腰看它们围着一小块蛋黄团团转,却没有搬走的意思。它们大概偶然上门,想找东西吃也无妨。十分钟后,蚂蚁放弃了蛋黄,沿着灶台边的缝隙离去,我仔细清理了地面和灶台。

在半与世隔绝的一年半时间里,看到任何活物,我都充满好奇。南加州的大学面对疫情管理得格外严格,丈夫学校去年要求留校生每周都要进行核酸测试;附近的幼儿园要求小朋友全天佩戴口罩。当疫苗推出后,教授、助教等人员很早就获得了打疫苗的机会,打过疫苗的人便不再强制检测。四月底,我也预约成功,在一家超市药店里打完两针疫苗。

但是,我曾经常去的图书馆仍未对校外人员开放,大部分时间,我依旧在家里工作,眼前所见的是公寓两面窗外的几棵树。黑油油的短嘴鸦常在太阳最烈的时候躲在树荫下。

15年刚来美国时,我感到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大。大杯碳酸饮料只要一刀,抱在手里像一座塔;去餐厅点一道主菜,可以吃三顿。美国超市里卖的“baby bok choy(小白菜)”总让我发笑,比国内菜市场里的大三圈,梗部肥白,分明是“巨婴白菜”。这里野生动物也大,乌鸦翻垃圾桶吃芝士汉堡,肥得油光水滑,飞起来费劲。

只有蚂蚁还是一样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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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我的睡眠逐渐紊乱。隔三差五,我在凌晨两三点时晃到厨房,在智能花盆照出的雪亮灯光边最后喝一口水,走进卧室不甘心地关上灯。

灯光从薄绿叶片透出来,给我握着杯子的手投下暗绿阴影。花盆附近常有蚂蚁在爬,数量不多,但宣告了它们在我家常驻的决定。我把水杯放到另一边台面,看着蚂蚁出神,然后用纸把它们快速一擦,扔进垃圾桶。有些时候我代入蚂蚁视角,又觉得恐惧,任它们四处爬,快速离开厨房。

我看着手机里国内的朋友们在不同的群里聊天。他们似乎近在咫尺,却又像与我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壁。我开始做梦,梦见许久未见的好友们。我给一位梦到的朋友打电话,她在德国,说自己最近也有些状态低落。

“以前觉得我如果能出国读书,找到工作,肯定特别快乐。可是现在什么都实现了,我好像更迷茫了,我也不会和这里认识的朋友谈心,觉得他们理解不了我的感受。” 

她回国时,我们曾经一起在我的租屋挤一张床,然后她去机场,出国旅行,又或是出国工作。我们轻易地离别,约定未来在不同国家碰面,觉得世界任我们闯荡,终会相遇,现在才知道相聚原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上次我们见面,竟已是六年前的事情。

几周前,我和丈夫带着小孩去探望姑姑,在她家度过周末。姑姑独居,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她的公司业务受到极大影响,暂时关闭。早上起来,我们坐在餐桌前喝咖啡,小孩在桌子下面无忧无虑地推着小汽车,姑姑谈起了疫情期间自己的忧虑。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梦到年迈的父母去世,哭到醒来。

“以前每个春节我都知道自己可以回去,有什么突发情况也可以马上买机票。可是现在,我的护照连回去的办法都没有。”

“那天,奶奶说她和爷爷在看墓地。我说,‘妈,你也给我准备一块墓碑吧。’奶奶看我表情不对,马上岔开话题,说她只是随便说说,可我真的是那么想的。”

 听到姑姑这样说,我忍不住落泪,反倒让她安慰起我来。这些年长辈们体检的结果一次比一次差,我时常去查看关于死亡、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的内容,为将来要面对的情况做准备。有时我和朋友调侃,我已经把能回国的预期推到了2022年,而美国的疫情能在2025年控制住就不错了。

我不敢细看视频里父母的脸。我们并不常联系,只是在朋友圈发些各自能接受的内容时,互相点赞,因此,一年里偶尔视频时,他们的衰老格外触目惊心。疫情中位于不同地的我们处于一种微妙的僵持中,父亲说,你不要发什么政治相关的内容了,我们不想看。过一阵,父母看了关于美国的新闻,又说,不行你们就回来吧。父亲大概不记得了,我出国前一天,他自然地说,你就不要回来了吧。好像留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二月,小区里所有的桉树都被工人砍掉了,树根被锯成木屑,暗红一片覆盖在楼下的草坪上。桉树是外来物种,最早作为农业品种引入美国,希望利用其木材。但是,每一年,加州都会发布树枝坠落警告,告诫人们小心被高大桉树掉落的树枝砸伤。当几年前一位骑摩托的人被倾倒的树砸死后,本市便开始慢慢缩减桉树的数量,路上和小区里时常见到工人攀到高处,用电锯锯掉大树枝。

美国的疫情不断蔓延时,针对亚洲面孔的仇恨犯罪数量激增,我的衣兜里常备一瓶防狼喷雾,出门左顾右盼。我在切菜时看着菜刀的刀刃,想象会不会有一天又会发生什么新的排华举措,要把我们这些外来物种斩草除根,而我的武器就是这把阳江十八子打造的中国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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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今年四月初的一个凌晨,我看着密密沿厨房墙角爬到天花板的一串蚂蚁,有的还长着翅膀,悚然一惊。它们太多了,显露出危险的迹象,我决定要把它们杀死。

加州位于地震带上,使用水泥或砖等材料盖房要达到防震标准,成本极高;而拥有大量树木的加州,木材价格比起其他地方要低廉,加上这里人口流动率高,使用木材让拆除和重建的成本也更加可支付。然而,大量木质结构的房屋,也使得加州成为白蚁的重灾区,买卖房屋时卖家一般都要出示白蚁的检查报告。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白蚁,房屋很可能就会遭受严重破坏而倒塌。

每一年,学校房管所都会派工人挨家挨户地检查阳台,查看是否有白蚁的痕迹。我搬过来的这两年,每次检查后都风平浪静,这一次我们能够幸免吗?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蚂蚁照片,放大了看,对比谷歌图片,怎么也觉得不像白蚁。可是为什么这些蚂蚁要往天花板上爬呢?

 我走到客厅餐桌前,将一把椅子搬到厨房,又抽出一张消毒湿巾,蹲在椅子上,沿着墙角自下而上把一长串蚂蚁碾死。几十只蚂蚁在纸巾上不过是一小团轮廓模糊的黑。昆虫不幸与人的外观差别巨大,大到足够将杀戮的重量降到良知只有细微一颤。

 我扔掉纸巾,洗手,拿出一片褪黑素吞下去,躺到床上,等待身体微微发热,释放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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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送完小孩去幼儿园,我带着一丝摇摆的杀心去超市货架挑挑拣拣很久,选了一盒针对普通蚂蚁的诱饵。说明书上写,蚂蚁会搬走凹槽里的诱饵带回巢穴,逐渐毒死蚁群。

到家后,拆开包装简陋的盒子,我拿出四个白色小盒,放在厨房角落,静待蚂蚁出现。然而,很快我就发现,蚂蚁在台面用触角左探探,右摸摸,围着几粒面包碎屑转,对诱饵一点兴趣也没有。

朋友们踊跃给我提出建议:可能要多试几种诱饵,找到蚂蚁喜欢的口味;感觉很高级的超音波驱蟑仪;听起来很疼的液态铝浇蚂蚁窝;有个叫Terro的牌子很好用,但是蚂蚁每年还会回来......显然,在与这微小而顽强的蚂蚁搏斗的路上,我并不孤独。

一个月后,我扔掉了从未被蚂蚁碰触的四个诱饵盒,同时收到了房管所的邮件。因为前不久排查学生公寓的阳台,房管所发现一些公寓出现了白蚁的痕迹,安排暑期将进行分批烟熏除蚁。整个小区住户将分成三批,轮流搬走五天。房管所会安排临时住所,提供搬移服务;如果另住他处,也可以得到相应数额的租金减免。

 所以,我们家中的大概真是白蚁吧。

疫情期间,我们常需要借助车子出行——去户外带憋疯了的小孩走走,去超市买菜,取点好的外卖。在那深蓝的金属盒子里,我们看着窗外的世界,阳光依旧一缕缕穿过街边的桉树,蓝花楹次第盛开,只是每个有人的地方似乎都蕴含着杀机。某天,车子经过一栋被亮黄色材料包得严严实实的建筑,好像一座充气城堡。我后知后觉意识到那正是在用烟熏法除蚁。

房管所还没有发具体的指南,一想到可能要搬东西,我就开始焦虑。夜里十二点,我一页页地看谷歌,烟熏法杀蚁需要做什么准备?书会被熏坏吗?看了好一阵,我大概了解到,所有拆封且未密封的食物和调料、打开了的牙膏、护肤品都要带走或放进特制的密封袋;宠物不用说,盆栽也要记住带上;被褥枕头可以用塑料被套盖住。我的斗鱼显然也要搬走,可是怎么才能保证搬它的时候水不要洒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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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月底,一种毫无由头、突然袭来的低落情绪把我淹没了。之前,这种情绪只是时不时突袭,让我在夜里流泪,但没有影响我白天的状态。然而这次,时间的推移不再具有明显的意义,我好像失去了任何动力,只想躺着发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房管所稳步推进着清理白蚁的工作。砍掉贴着墙根的灌木,种新树苗。工人们一家家拆掉褪漆的旧阳台,粉刷木板,搭建新阳台,修补公寓房顶,每天挖土、打钻、锯木头的声音不断。

睡不着的夜里,漂泊之痛啃咬着我的心脏。我找不到语言描述它,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任何一个人讲述这痛苦。

2015年出国的前几天,我与父亲在厨房聊天,他才知道我要读什么专业。出国第二年,父亲扔掉了我留在衣柜里的衣服,说以为我不要了。出国的第三年,父母重新装修了家里,父亲将我三面书柜的书全都运到了公婆家,而我是在公公在群里发照片,夸我读书多时,才知道自己的书架被清空了。我常感到父母似乎急于清理我存在过的痕迹,好像自己回去的路也被抹去了。他们在意我,却又无法真正接受我。

曾经我坚信离开父母是让自己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但与自由相伴的,还有连根拔起的孤独。我不想要只隔着网络与朋友交谈,只通过邮件与他们说话,我想念那些我曾深爱过的朋友的面容,真实地拥抱他们;我想回到家里翻出朋友留给我的信件和书画,确认那些证明我们交往过的痕迹还存在。过去的联结、我生命的一部分已随着长久的缺席、更宏大冰冷的撕扯而逐渐消逝,而我对此毫无办法。

我与男友异地异国恋了七年,才终于在加州相聚。17年我从加州见过男友,回到东部,在机场等着接驳车来的时候,附近的一个女孩在给家人打电话。电话结束时,她很自然地说:“I love you, mom.” 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亲密从未、也不太可能出现在我与家人的交流中,流泪不止。那天坐在我左边的姑娘,上一年与我搭过同一辆车,她的家位置特殊,处在荒凉地带,因此我还记得。我总是记得那些旁人眼里微不足道的细节,频频回头,成为最后留在那段记忆里的人。

 回家在病毒的蔓延和变异中显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我在退化的中文与蹩脚的英文里双双失语,感到自己的内部在缓慢地无声碎裂。

斗鱼在六月初,来到我家整一年后死去。搬家的时候不需要担心鱼缸的水会洒出来了。

去年六月,美国的疫情已把小孩关在了家里三个月,我和丈夫都处于低效和焦虑的工作状态里。我想,也许买一条鱼放在家中,给小孩一个观察对象,能让他消磨一些时间。这条孔雀蓝身子、朱红尾巴的斗鱼便被小孩在宠物店挑中,捧了回来。结果,小孩只盯了斗鱼一两天就没什么兴趣了,倒是我时常看着斗鱼在树脂小汽车里游进游出,在海藻球和水草中穿梭,觉得趣味横生。我并不擅长养植物或动物,斗鱼有几次生了病,躲在幽暗处歪倒好些天,什么也不吃,又在某一天突然恢复活力,浮到水面快速吞下鱼食。我在它身上获得了不少鼓舞,为它的生命力感到惊叹。然而这次奇迹没有发生。

蚂蚁总是夜里成群结队出现,天亮就杳无踪迹,像一场短梦。自从我拿着湿纸巾,杀死一整队蚂蚁后,它们似乎消停了好些天。如此在凌晨扑杀了三次,厨房里很少再出现许多蚂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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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小孩洗澡时,发现两只蚂蚁正贴着浴室凹凸不平的白色瓷砖爬行。

“为什么?为什么蚂蚁会在这儿?”小孩不停发问,用玩具盛起水泼向蚂蚁。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蚂蚁会出现在浴室。这里没有食物,它们走错了吗?

没过几天,蚂蚁在浴室越聚越多,看来是从厨房彻底转移了阵地。依旧是晚上出现,有时候小黑蚂蚁、带翅膀的蚂蚁会爬满一边的门框。然而,那些蚂蚁的行动温吞,不堪一击。我从未见它们在屋里飞过,只是拖着翅膀爬行,并不会如苍蝇或甲虫凶巴巴地四处冲撞。时不时,第二天起床,我看到它们漂在水杯、水池上的尸体,不明白为什么带着翅膀的蚂蚁也会淹死得这么轻易。

我的同情总是摇摆不定。有时我告诉小孩不要用水泼蚂蚁,有时又视而不见。小孩最近痴迷的一本书,也关于蚂蚁——书的名字叫The Paper Boat。作者Thao Lam三岁时作为越南难民来到了加拿大。越战结束后,她和父母与27名越南人坐上一艘小渔船逃离;她的母亲害怕被家人留下,隐瞒了自己怀孕的消息。绘本就是以Lam母亲的故事为灵感的。

她母亲说,曾经为了防止蚂蚁爬进桌上的饭菜,Lam的祖母都会在桌上放一碗糖水。蚂蚁纷纷爬进糖水,Lam的母亲就会用筷子把蚂蚁救出来放走。后来,她也被蚂蚁所救。逃离越南时,Lam的母亲在深草中迷失了方向,月光下,她看到一队蚂蚁,并跟着它们走到河边。去国的渔船正在等待。

我想以我那不彻底的善意,我是不会被蚂蚁救赎了。不管去或留,我都已是异乡人,只能漂流在永远幽暗的夹缝里,被左右撕扯。

蚂蚁太密集,像随时要从门框和天花板掉到头上。小孩害怕又兴奋地看着我和丈夫用纸巾擦掉一串串蚂蚁。每次大批杀死蚂蚁后,它们就会销声匿迹几天,然后再次出现。丈夫感叹房管所的日程安排果然合理。

昨晚,在大大小小有翅膀没翅膀的黑色蚂蚁又一次爬满浴室门框、趴在洗手池天花板后,我忍不住再次查询谷歌,认真对比后,终于意识到家里的不是白蚁,而是木蚁。与白蚁不同的是,它们不吃木头,只是在木头里筑巢。如此多的木蚁出现在我家里,说明它们正在准备繁殖。木蚁的另一个特征是夜里觅食,喜爱潮湿的死木——这回全清楚了,白天偶尔出现的是普通蚂蚁,夜里成群出来的是木蚁。

当雌性和雄性交配后,雄蚁会死,雌蚁的翅膀则会掉落。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看到突兀死去的蚂蚁。而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我还会在某个角落看到许多小小的翅膀。

我感到一丝荒谬。房管所要扑杀白蚁,家里蔓延的却是木蚁。如果不是自己查询,我从来不知晓它们的存在。在这短短一生,它们徒劳忙碌,繁衍,死去,退掉翅膀,在错的时间来到错的地点,浑然不知自己与后代就要死在这栋建筑里。我简直想要冲它们大喊:这里不适合繁殖,快走吧!

我给丈夫讲了关于木蚁的发现,丈夫说:“它们也就再活半个月了。”

趁他给孩子洗澡,我扶着门框端详,轻敲墙壁,想到这粉刷的木板下也许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细长的沟壑纵横,木头内部早已被木蚁啃成粉末,但表面还维持着单薄的完整。那像是对我生活的一种隐喻。

 

洗手池边一只木蚁尸体,旁边还有一小片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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