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奧運政治:由全球到香港

人類社會、香港這個城市的政治,卻不會只有黃藍這議題。將一切都看成是黃藍之爭,而忽略甚至是無視其他議題或角度,或者合乎社會潮流,但肯定對社會不是好事。感謝張家朗和何詩蓓,拿了獎牌之餘也讓那球衣風波暫時退出了公眾視野,讓我們稍為避開無聊爭論的滲透。

(原版本發表於2021年7月30日香港《明報》)

筆者經常長篇大論討論體育運動和政治的關係,對於那些「不要將體育政治化」的想法,自然不會認同。想不到今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後第一次聽到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鈞奇那「不要將政治帶到體育」的言論時,我竟然叫好。

我當然不會反對將體育跟政治連繫起來。但所謂體育政治化帶來的後果可以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例如以奧運會本身為例,《奧林匹克憲章》列明奧林匹克運動(Olympic Movement) 的目標是要締造和平的世界。和平當然是一政治訴求,而且世界大部分人應該都會認同。不過,如果長期威脅着人類文明和平的是國族主義。國旗處處的奧運會又是否在進一步推動着國族之間的誤解、仇視和偏見,而不是促進互相了解?

和平與國族這兩個可能有點矛盾的原則,在奧林匹克運動中已有逾百年歷史。近年國際奧委會在兩個範疇內嘗試有更政治化的表現。第一個範疇是難民權益。隨着近年難民權益在歐洲等地備受關注,國際奧委會在里約熱內盧奧運起安排了難民代表隊。這支隊伍容許難民運動員參加賽事,直接得益的當然就是難民代表團的運動員。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觀眾也可以在追蹤奧運會之時,留意到世界上有難民這個群體。

另一個範疇是性別議題。上世紀初曾經不容許女性運動員參加的奧運會,近年強調的是男女平權。透過在所有大項都設立女子組賽事、加入一些男女共同組隊參賽的小項等方法,今年奧運參賽運動員的比例已幾乎是五五之比。這也是為什麼年初森喜朗被揭發發表過「厭女」言論後,不得不辭去東京奧組委主席一職的背景原因。當然,對性別平權有更高要求的人,多數會覺得國際奧委會遠遠做得未夠多。例如國際奧委會成員本身男女比例仍然非常懸殊。女性成員的比例暫時還不及四成。

隨着西方運動員近年積極將競技場塑造成為推動平權的舞台,國際奧委會也受到不少壓力,國際奧委會在開幕前通過將「更高、更快、更強」的格言再加上「更團結」,也是對平權運動近年再起波瀾的一種回應。但外界更關心的是,國際奧委會在禁止運動員將政治訴求帶進奧運場的限制上有所退卻。根據今屆奧運開幕前國際奧委會公布的最新指引,雖然在賽事期間和頒獎台上抗議仍然被禁,但運動員可以在正式比賽前為自己的政治訴求發聲。這正是為何今屆奧運有運動員可以「合法」地在開賽前單膝下跪以追求種族平權的根據。不過國際奧委會明確表明,運動員可以表態,但其信息內容不能夠以任何個人、組織或國家為目標。換言之,選手只可以提出和平、平等、反歧視、人權等「普世」價值,但如果在宣揚這些價值時,有運動員叫出「反對美國警暴」、「改善中國人權」、「抗議俄羅斯打壓性小眾」的口號,則可被國際奧委會處罰。

國際奧委會這種做法,一來嘗試滿足部分運動員表態的要求,二來可以讓奧運跟那些表面上沒有太大爭議的「普世」價值扣連,但同時又為免令奧運會自身進一步陷入現實的政治漩渦當中。主張權利、自由的人當然也無法對國際奧委會以上的舉措感到滿意。因為國際奧委會實際上是在吸納進步價值的議程之餘,又透過不得將價值變成具體的政治訴求而消滅相關的爭議。

奧運開幕禮舉行時,場館外反對舉辦奧運的抗議聲傳到了場內。日本國內反對奧運的意見,近月因為疫情而變成多數民意。但反對奧運的行動和聲音,卻不是在疫情出現後才開始。近年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申辦或者主辦奧運都惹來反對聲音。簡單來說,奧運的最大得益者往往是那些能夠得到建築合約的大資本家。主辦城市的平民百姓其實難以真的因為主辦盛會而得益。他們甚至會因為奧運相關的城市改造工程而面臨逼遷和居住成本上升的問題。為了迎來今屆奧運會,東京的國立競技場重建工作就起碼導致逾200 戶霞之丘的居民被迫遷離原有居所。奧運主辦城市既然要向全球展示最美一面,奧運會也因此往往是露宿者的噩夢。無權力者為了商業化的盛會而犧牲,所體現出的正是資本主義其中最醜陋的一面。

以上簡略地提到了難民、性別、種族、階級等議題如何跟奧運會息息相關。回到近日香港的輿論場,我們又被哪些角度影響着?港隊代表團出發前,先有建制派議員在議事堂發言擔憂香港選手藉奧運會宣揚反政府信息。伍家朗以黑色上衣亮相羽毛球場後,既有「黃營」的人為黑衣叫好,藉此貶低中國隊。「藍營」的竟有人不由分說以伍家朗球衣上沒印有區旗而「譴責」。公眾的注意力被這無聊的「譴責」帶着走。理應集中精神為比賽準備的伍家朗更因此要發文回應。跟譴責者算是同屬建制派的霍啟剛(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和貝鈞奇都要以保護伍家朗的姿態發言。

社交媒體工具主導下的輿論生態,可能真的毋須太大期望。或者我對香港的輿論場已有較大的偏見,但似乎內地和台灣的輿論環境還不如香港那麼壞。內地有網民狂批失手運動員卻同時引起更多對「唯金牌論」的反思。台灣運動員的保障和權益連續兩屆奧運會成為熱門議題。「愛國」、「勾結外國勢力」、「藍綠」等主題總不會在短期內退居二線,但似乎兩地在奧運期間還是可以就體育政策的價值和實踐作有意義的反思。這當然也是體育政治的一種。我難以理解的是,當伍家朗戰衣的牌子和同日出戰混雙的謝影雪和鄧俊文的牌子不一樣時,有力影響香港輿論的人不是討論贊助合約相關的問題,而是迅即用黃/藍視野穿鑿附會?

黃藍之爭不是沒有意義,也不會消失。但人類社會、香港這個城市的政治,卻不會只有黃藍這議題。將一切都看成是黃藍之爭,而忽略甚至是無視其他議題或角度,或者合乎社會潮流,但肯定對社會不是好事。感謝張家朗和何詩蓓,拿了獎牌之餘也讓那球衣風波暫時退出了公眾視野,讓我們稍為避開無聊爭論的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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