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偉文 Wyman Kwok

學得有點雜,主要是物理學、語言學和分析哲學,喜歡遊覧於廣大的智性領域,關注生命對世界的感受,嘗試說些有價值的話語。

鄒幸彤:為公義作出的承諾,會超越任何文字獄的壓迫而長存

(edited)

剛得悉鄒幸彤於「六四卅二煽惑案」中被判囚15個月,以香港法院現今的「捍衛強權標準」,沒有意外。以下是幸彤在該案的陳情文(引自其Patreon),意味深長,值得同路人細味:

其實這單案由所謂案發到現在,不過短短半年,但六四已經極速從公認的良知底綫到公認的危險紅綫。支聯會、六四紀念館、國殤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圖書館六四書籍都不能幸免。同一段時間,蘋果、立場停運,到今日,眾新聞都沒有了。可以預見,公共平臺談論六四空間完全消失,或許可以的,你說六四是反革命暴亂囖。 
所發生的一切正如我在文章中寫的,暴政貪得無厭,紅綫只會不斷擴張 [按:添加的粗體強調;下同]。這一刻,我更確定,我當時有必要寫這兩篇文章,趁著我們還有講六四的空間。無論法庭如何自圓其說,如何學特首那樣,對眼前寒蟬效應視而不見、如何强調到沒有影響人權。今日判決,宣判兩篇講六四文章有罪,就是參與這場洗刷六四的工程,就是封鎖六四真相的又一棺材釘,是禁錮文字的又一鎖鏈。判決傳達的信息是燭光有罪、文字有罪。
文字獄的風氣,不是從這一單案開始,也不會在這一單案終結,捍衛言論自由的唯一方法是繼續説話。文字是有其内在生命力,永遠無法被法律、被權威所定義。即使法庭決心要介入成爲文字仲裁者、執意為文字定調論罪,法庭也只不過是衆多讀者之一,它的決定主宰不了其他讀者如何理解一篇文字。一位讀者的偏頗理解,完全無損文字本身存在的意義,甚至對作者來説,是完全不需要介懷的事。即使法庭繼續審判我的文字,也不會是我停止寫作的理由。
判刑階段,法庭大可以考慮, 無論判處我什麽刑罰,我會繼續講我該說的話。我沒有任何其他個人情況要告知法庭,但我認爲法庭有需要聽六四死難者家屬的聲音,聽下政權想通過這單案掩埋的聲音
「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隊,北京市民護住學生跪在坦克前,攔住部隊,部隊打出帶有毒氣的催淚彈使得在場的學生、市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從這些失去知覺的人群中軋過去,田道明也在其中。田道明半個額頭帶一隻眼睛被坦克軋掉,只剩下半個額頭及另一隻眼睛」。控訴人田維炎、黃定英,他們的兒子田道明在 6 月 4 日清晨被坦克車碾死,終年 22 歲
 「 6 月 3 日晚 11 時,戒嚴部隊先前步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以單膝跪姿,用衝鋒槍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多少人應聲而倒……」「在尋找袁力的半個月時間裡,所到 44 座醫院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復興醫院,屍首堆積如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 400 具以上」。控訴人袁可志,其子袁力,北京交通大學研究生,於木樨地中彈,子彈穿咽喉而過,終年 29 歲。因袁力當時身上沒有證件,被列作無名屍,家人尋找半個月才找到遺體。
 「這時間來一輛卡車,車上的士兵向路邊的群眾開槍……這時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傷了!』燕聲站起來,要去救那個人,可就在他站起來奔向呼救的人時,狠毒的子彈向他射來……醫生打開傷口,發現子彈在體內炸開,這時中了炸子!」控訴人黃金平,楊燕聲的遺孀,楊燕聲肝部中彈,終年 30 歲,當時兩人孩子只有20 個月大。
 「6 月 3 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久不歸家……我們夫婦決定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在行進路上,見一群悽悽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著被坦克車壓扁的學生。」「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約 400 多人……我們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屍體重一個個去辨認。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輕人!」控訴人徐玨,吳向東的母親,吳向東頸部中彈,終年 21 歲
 「6月 9 日去八寶山火化場了解情況,見有駐軍把守,說是要辦一個手續,寫一個死亡說明,如果寫槍殺就辦不了火化手續……我堅決不肯這樣辦理。蒼天有眼,是劊子手殺害了我兒子,難道要我去替劊子手掩蓋罪行?不讓火化,就讓屍體永遠停在太平間!」控訴人鄺滌清,其子鄺敏於木樨地中彈,子彈穿透肝部而過,終年 27 歲
 「為肖波死於所謂動亂,我還受到巨大壓力,北京大學有關部門……警告我不准帶孩子在校內走動,有人問起時不能說孩子的父親是肖波……」控訴人劉天媛,她的丈夫肖波生前是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在木樨地勸導學生返校時中彈,主動脈被擊斷,終年 27 歲
 「孩子被無辜槍殺,當權者對死者親屬也不放鬆監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謂『敏感』時期,當局常常找我們談話,還指派公安人員及便衣守候在我們的家門口監視我們,連我們去墓地也不放過……開始幾年,我們面對警察的監控精神幾近崩潰……我們不能再這樣無限度地忍受下去,我們要維護自己作為人的尊嚴。」控訴人周淑莊,其子段昌隆試圖勸解戒嚴部隊軍兵時,被一名軍官用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射中心臟大動脈,終年 24 歲
 「時隔二十五年了,政府依然沒有就當年的罪惡反省,依然動用公安系統力量對我們難屬進行監控——我們在中國的大地上不能自由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能自由地公開悼念自己遇難的親人;我們的親人被打死了,我們反倒成了被國家監控的罪人——這樣的手段對待國民,只有獨裁統治的國家才會出現。」控訴人熊輝、張彩鳳,他們的兒子熊志明6 月 3 日晚在西單一條胡同內遭槍殺,子彈射中太陽穴,終年20 歲
 這是求情的階段,真正應該求情悔改的,是32年前殺人的劊子手,是壓迫了難屬們32年的所謂國家大義。死去的人不是騙局,不是外國勢力的陰謀,是一條條人命,真正的騙局,是用法律之名去包庇凶手,以國家之名抹去受害者的存在連死者都不尊重的國家,連死者都不尊重的「賢達」,還可以尊重什麽。如果法庭允許,我最後想讀一段天安門母親群體今年六四公墓拜祭時的悼詞。
 天安門母親在今年六四,在我被關押在警局時,在當局嚴密的監視下,到萬安公墓拜祭時所讀:「三十二年來,我們心中的悲痛和思念絲毫未減。我們活着的人,一定會擔起更重的擔子,抗爭到底,至死不渝!」 
八段證詞,八個破碎的家庭,然而在六四之中,在一黨專政之下,破碎的家庭又何止八個?其實這些難屬才是這單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因此他們的聲音才是最有必要出現在這場庭審的記錄之中。聽下這些正在被消滅的聲音,或者法庭會更明白,自己正在扮演一個什麽角色。
抗爭到底,是難屬的呼聲,亦是維護尊嚴的唯一出路。因此,即使燭光有罪,我仍然會呼籲大家,無論是今年的六四,還是將來每年的六四,繼續點起抗爭的燭光。就算沒有了支聯會,沒有人去申請集會,我們仍然可以每一個人去守這個約定,用燭光照亮長夜。這個為公義作出的承諾,會超越任何文字獄的壓迫而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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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梅艷芳的民主自由心聲與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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