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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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希贤,贤希圣

近体诗之释名

按照一般的说法,汉语诗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新体诗”、“新诗”,它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格式灵活;二是古典诗歌,或谓“旧体诗”。构成旧体诗的又有四大诗体,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体诗”、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以《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为代表的“乐府诗”(后发展为“歌行体”)、以及“近体诗”。或曰自唐之后,只分古体、近体罢了。


近体诗,也称“今体诗”、“格律诗”。这种诗歌体裁源于六朝,成熟于唐代。“近体”之“近”,乃是相对于“古体”之“古”而言的。当代人谈诗,往往用“古诗”一词统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指出,“古诗”特指“古体诗”或古风诗,注重格律的近体诗是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的。


近体诗之诞生,缘起于诗人对骈偶与声律的探索,得益于南朝永明年间文人对音韵理论的研究。沈约、谢脁、王融、周颙等人意识到汉字有声调高低抑扬之分,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因此被发现。四声的发现,使诗作的调声有了理论依据。具体来说,作诗“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简言之,诗的音韵美体现在音调的抑扬顿挫,清浊相间。在四声的基础上,沈约等人又提出了“八病”的音韵理论(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声病,每种声病具体何指众说纷纭),并注重对偶和用典。近体诗的先驱——“永明体”因此出现,并在齐梁盛极一时。值得指出的是,八病的具体规定实在繁琐,作诗若果真拘忌所有声病,未免强人所难。宋严羽《沧浪诗话》有言:“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亦说:“休文(注:沈约)之拘滞,正与古体相反,唯近律差有关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八病要求之严苛可见一斑。因此,八病注定是一种不成熟的音韵理论,“永明体”也注定被近体诗所取代。


规则严谨的近体诗定型于初唐后期,极盛于全唐而历久不衰。《新唐书·文艺传》记载:“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盖自初唐而始,先有唐太宗带头革新诗风,王绩、初唐四杰、文章四友、陈子昂等接力完善,终于在武后执政时完成了五七言诗的格律化。到盛唐之初,诗坛形成了风骨与文词并重的创作意识,近体诗终于成了最能代表唐代文学成就的“当时体”。


在形成时间上,近体诗最晚;就技术含量而言,近体诗或可谓最高。清袁枚《随园诗话》有言:“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以要言之,相对于古诗而言,近体诗在字数、句数、节奏、押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字数上,近体诗有五言和七言两种格式:即每句五个字或七个字;在句数上,近体诗主要有四句的绝句、八句的律诗、以及八句以上的排律。近体诗每两句并称一联。其中,律诗的四联又分别叫做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一联之中,上句称为“出句”、下句则称为“对句”。至于节奏、押韵、平仄,则无不体现了近体诗对于音韵美的极致追求。


今人言诗,往往见到五言四句的就叫“五绝”、七言八句的就叫“七律”。这也是不准确的。无论是五绝、五律、七绝、七律,还是五排、七排,它们都必须先符合近体诗的格律;只有近体诗才能被冠以相应的名字。如果一首诗作格律有误,最多只能认作古诗。若硬要把不符合格律的诗称作律诗或绝句,就是张冠李戴了。


试举七言律诗与七言古风各一首如下。


七律 《登楼》 杜甫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七古 《滕王阁》 王勃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古体诗不拘字数、句数,汉代之后虽以五言居多,依然有四言成诗者。至于押韵,古体诗则更为自由。杜甫这首《登楼》乃是押《平水韵》下平十二侵,一韵到底;王勃的《滕王阁》在韵脚选择上,不仅分别押上声(渚、舞、雨)与平声韵(悠、秋、流),且上声韵里“渚”、“雨”和“舞”也分属两个韵部(六语、七麌)。有说法认为七律是最为讲究的一种体裁,盖因其颔、颈两联必须对仗。这一点在杜诗中间两联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比王诗,颔联“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对仗工稳,颈联则是普通散句。平仄的问题要更为复杂,然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区别应已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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