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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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为什么说“中华文明邪恶”说本身就邪恶

二战后期,美方曾打算战后在东亚跟中国全面合作,全面帮助中国,一如后来在欧洲全面帮助西德。这打算如果实现,就没有今天所谓中西文明冲突了。这所谓文明冲突其实是假象,本质是意识形态冲突和体制冲突。本来中华文明与普世价值是可以相通的,中华文明是可以实现现代性转化的。在辛亥后一百年中,最大的机会、最大的希望就是二战带来的,尤其二战中的中美合作带来的。学者张彭春参与世界人权宣言,得以把儒家文化与普世价值相衔接,这不是偶然的,是以二战尤其二战中的中美合作为背景的。《历史的先声》所收的中共领导人和中共党报系统的亲美、亲西方、亲民主的言论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以二战尤其二战中的中美合作为背景的。

换言之,二战尤其二战中的中美合作给中华文明转型带来的最大机会、最大希望,在于其为中华文明输入了普世价值。固然在此之前,普世价值在中国亦有传扬,但从来没有像二战中那样理直气壮、天经地义、长驱直入、不可阻挡地传扬,以致于竟成主流,尤其深刻影响了中国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整个中间阶层,以致于连中共党报都要附庸风雅,一度把普世价值当时尚,成了传扬普世价值的平台。用中国新左派的话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集中、最大规模的不折不扣的“文化侵略;用我们自己的话则不妨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集中、最大规模、时间也最持久的一次普世价值的启蒙。

这不奇怪,这是由二战中的中美合作的特质所注定的。跟仅仅基于利益需要、仅仅属于彼此利用的美苏合作不同,中美合作既基于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基于文化、基于价值观,中美同时也属于文化同盟、价值观同盟。而在这个同盟中,由于美国全方位的强势,美方无疑居于主导者、引领者地位,中方的态度,基本是服气的、认同的。偶有中美高层之间,基于权力博弈、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中美文化上、价值观上的对话、交流与融合是主流。

这一切,本来有希望彻底改写中国历史。输入普世价值基因、彻底提升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化,本来已经启程。谁知道时运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因为苏联出兵东北,导致世界格局骤变,国民政府最终失去了大陆,二战后期美方拟议的更高层次的中美合作尤其中美文化、中美价值观更高层次的合作,至此彻底失去了体制条件。中华文明转型近代史上最大的机会、最大的希望,至此彻底葬送。

但即便如此,二战中的中美合作在文化上、价值观上的影响仍然极其深远。这种深远影响,成了毛时代执政当局在文化上、价值观上最大的恐惧。以致于夺取全国政权未久,毛即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运动,主题即为清除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知识阶层的“恐美”“崇美心理,其实主要就是清除二战中中美合作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知识阶层的影响。这种努力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毛时代。但这不过是抽刀断水。改开后,这刀很大程度上抽走了,中美合作,包括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合作,又重新启航,充分印证了中美两国尤其中美文化、中美价值观天然的亲缘关系。

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民族情感而言固然是一部悲情史,但这种悲情的来源,应该首先是俄国、其次是日本,轮不到美国。相比于所有其他列强,美国对中国不仅在国家关系上最亲善、从国家利益上对中国援手最多、帮助最大,文化上、价值观上也走得最近、交流与融合最多。这注定了中美两大国不仅在国家关系上,而且在文化上、价值观上也深具亲善的基础。这种亲善本来应该一直绵延不绝,一度的中断仅仅因为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剧变,仅仅被外力所中断,而不是主要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的原因。即,二战后中美走向对立包括文化和价值观上走向对立,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导致的,不能主要归为中华文明的原罪。事实上,其间的中华文明已沦为被暴力绑架的人质,遭遇各种惨无人道的碾压、摧残,本身就是受害者。中美对立尤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不主要归咎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反而主要归咎于被绑架的人质,主要归咎于受害者,这有任何客观、公道可言么?

不必讳言,我是亲美的、亲西方的,这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立场,以后也不会。但同时,我也深爱自己的祖国,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更多温情的理解,完全不能接受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迁怒于自己的祖国、迁怒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进而,为了证明美国文化、西方文明之为天使,而必须把中华文明塑造成撒旦,人为地制造中美在文明上的对立与仇恨。撒旦在今天是有的,但决不是中华文明,而应该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中华文明是敌人、是撒旦甚至“最邪恶(余杰语),那么置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于何地?难道不是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洗地么?

在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抱有温情的理解的同时,我从不否认中华文明自身的痼疾。正因为这种痼疾,所以我才坚决地主张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化,坚决主张以美为师的现代性转化。这种转化之所以难,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都主要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一经消除,这种转化就会马上走上快车道。这已经为曾经同为儒教文明的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所印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他们无疑主要是西方的尤其美国的,但在文化上,他们仍然主要是自己的、传统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己或传统,而是融入了现代性元素的已经迭代的自己或传统。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今天,为什么不能是中华文明的明天?

为什么中华文明邪恶说可恶?因为它完全否认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分别,即它在千年历史上充分呈现的、以及在今天日本韩国和台湾所充分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及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华文明决非单一基因,而是经过千年历史融汇贯通了多时空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结晶。这跟毫无开放性和包容性可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可同日而语,怎么可以断言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中华文明最邪恶呢?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民国时期达到顶峰。最典型的象征,就是蒋宋联姻以及当时涌现的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民国在文化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八个字:亦新亦旧、亦中亦西。今天台湾在文化上仍然保持了这一特色。可见文化上的新与旧、中与西并非截然二分、彼此敌对,而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相依相存、交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才是中华文明的方向。这种和谐共存、相依相存、交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文化上的混血,在我看来恰是文化上的最美。一如人种上的混血大概率地造就最美。即便今天中华文明仍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和意识形态绑架,但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绝无可能持久是不难断言的,一旦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历史,中华文明获得真正的解放,获得真正的自由,像今天日本韩国台湾的儒教文明那样走上正途,走上现代性转化的坦途,这难道不是最大可能么?

中华文明邪恶说为什么可恶?根本原因在于此,即在于它完全否认中华文明千年传承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完全否认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通过对中华文明的妖魔化,把中华文明人为塑造成撒旦,从而取代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沦为现代文明的头号敌人,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火中取栗。这种思维本身才邪恶,才是当下最应该警惕的。

——原载2020年5月16日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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