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 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163:港督與特首有什麼區別?

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我鞠躬盡瘁,從未敢有一日懈怠。」讀中國歷史,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鞠躬盡瘁」。

港英時代從英國派來的總督,與九七後歷任香港特首,最明顯的區別有兩點。

一是所有派來的港督,初到時香港市民對他幾乎都不認識,由於認知度低,因此民望也平平,然而離任時的民望卻大都比履任時高出許多。歷任特首卻相反,履任時香港人對他的認知度頗高,除了梁振英之外,其他初任特首的支持度也不差,但離任時的民望幾乎都低到慘不忍睹。

另一是英國派來的總督都似乎頗有空閒,有的喜歡假日行走山徑,有的到社區的店家吃蛋撻。市民給港督去信,總會有回覆,儘管多是秘書代行。歷任特首則相反,忙到不可開交,基本上不會回覆市民來信。董建華甚而自稱工作時間是7-11,即早上7時工作到晚上11點。

我經歷過這不同的兩個時代,不免會想:什麼原因使力疾從公的人,民望反而不及輕鬆任事的人?

管理哲學的轉折點,就在於特區首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辭職前後。在這之前,港督只是負責與倫敦聯絡,聽取香港各界意見,思考和規劃大政方針,至於日常施政,都交給港英時代的布政司去做。港督除了每年發表施政報告之外,極少就香港具體事務講話。也就是「為政不在多言」,定下法律,全港市民在法律之下各顯神通便是。

香港文官制度的傳統是:總督是香港的首長,布政司是香港政府的首長。

港英時代的布政司,九七後改稱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換了官銜也順利過渡。2000年9月,陳方安生突然被召喚到北京,與主管港澳事務的錢其琛晤談。如果錢跟陳太說的是後來江澤民在澳門說的同樣的話:「行政長官既是特區首長,也是特區政府首長。」那麼意思就很清楚地表明,你再也不能像以前當布政司那樣,當政府的首長也。於是,陳太辭職。

改變的原因,可能跟北京在香港尋求中共的政治利益甚而權貴的私人利益有關。比如香港電台是否要跟從中共的對台政策,是否要壓制法輪功在香港的反共言論,是否禁止六四集會,廉署是否可以查國企,等等。陳太不能夠配合中共意圖的原因,是一旦有關案件訴諸法庭,按照法官的公正執法,政府幾乎一定敗訴。但從中共一黨專政的觀念來看,根本就無視有司法覆核這一關,他們會認為是港英餘孽阻擋中共意圖的實現。

另一原因,是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建屋和這個中心、那個中心的大計,沒有得到具體施政公務員的支持。不支持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沒有自下而上的規劃和諮詢,沒有形成法例去必須執行。但當慣公司老闆的董建華不會這麼想,他可能認為他的偉大功業不能實施,是執行政策者的有意阻撓。

陳太被削權的最直接原因,是港大民調風波。據聞特首辦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向港大校長、副校長施壓曝光後,陳太曾向董建華建言:立即辭退路祥安,讓事情了結。董不聽。結果港大成立調查小組,導致對董的極重打擊,使董的民望跌至最低點。

陳太辭職後,曾蔭權接任政務司司長。不久,董任滿第一屆,要再選第二屆時,民調支持他連任的只有一成六。但在800名有資格提名和投票的選舉委員會中,董建華取得700個提名票。於是,董自動當選第二屆特首。國際媒體多認為這表明董建華已經百分百是中共的傀儡了。

在第二屆選舉前,董建華提出了「高官問責制」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從原來由公務員擔任各政策局首長的制度,改為「三司十一局」全部由特首作政治任命、並向特首負責的制度。三司,即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其中特別是政務司司長,原來基本上由他統率各政策局,現在改全部由特首統率。也就是說,實現了江澤民所提出的,特首「也是特區政府首長」的目標。

原來各政策局的公務員首長,從此改換名稱為各政策局的「常務秘書長」,受特首所任命的局長支配,只有執行局長命令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

董建華擁有所有權力,等於十隻手指按住十隻跳蚤。跳蚤動不得,手指也不能動。每天應付各個局的事務,向各個局發指令,疲於奔命,卻無暇去思考一些應該認真考慮的大政方針問題。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不但無權去統領各個政策局,而且在2003年沙士(SARS)疫情之後,老董竟要他去負責全城的清潔工作。當時,被市民戲稱為「清潔大隊長」。

連政務司司長都要去做「清潔大隊長」,各司局長就自然不會像以前那樣,自己按法例去做決策或協調了。一切權力歸於董建華。

他終於在日常事務的忙碌中,犯了中共的大忌,於第二屆中途的2005年「被辭職」下台。

下台的原因有種種揣測。我在下文會談談我的觀察。但總而言之,向特首一人負責的高官問責制,就把百多年依法任事,即「法的統治」的精英管理埋葬了。

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我鞠躬盡瘁,從未敢有一日懈怠。」

讀中國歷史,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鞠躬盡瘁」。在法治社會,掌權者毋須「鞠躬盡瘁」,職務告終,就按規定退出舞台,過平常生活。人治社會的掌權者才老要強調鞠躬盡瘁。他要立功業而盡瘁,老百姓也要跟著被折騰盡瘁。

彭定康任滿翩然而去,第一任特首未任滿就說鞠躬盡瘁。這就是在「一國」支配下,法治向人治的變遷。

1997年主權轉移,彭定康離開港督府時,仰天含淚,在座位上也黯然神傷。後來有記者問他是否哭了。他說:「當天,下了很多雨。我聽到外交顧問跟記者說:中國有句古諺:當一位偉人離開,老天爺都要哭泣。」

(原文發佈於2022年6月24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52.余剛、阿城和「炊煙」——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二)

153.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154.「錯愛香港」——我的作者朋友們(之四)

155.九七初期的觀察與思考

156.董建華的八萬五「嬰兒」

157.第一次,大家都不覺得怎樣

158.我的《信報》專欄

159.「不變」的基石開始撼動了

160.陳方安生辭職,文官體制崩解

161.嗚呼!香港人自豪的廉署!

162.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

163.港督與特首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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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162: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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