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 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167:論政生涯進入下半場,想起倪匡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我的論政生涯大約可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上半場是從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到1998年《九十年代》結束。我和雜誌的關注點主要在海峽兩岸,儘管後十多年關注香港前途,但讀者、作者及影響力以兩岸為主。對中國大陸的報導和認識,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大陸局勢使我和讀者、作者有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並因此成為獨立的媒體。有大陸朋友認為,在四人幫事件後,雜誌對大陸局勢有正面影響,但我認為這影響無法動搖專權體制的絲毫。對台灣,我們雜誌則順應台灣黨外的潮流,發揮了「外轉內」推動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些作用。

在香港,作為「反回歸」派的主張,雖據理力爭,卻無力回天。九七主權轉移後開頭一年,發現沒有想像中那麼糟。於是,在傳媒環境改變下,雜誌休刊。上半場劃上了句號。

我放下沉重的編務,移民加拿大,遠距離為《蘋果日報》寫評論專欄。我的關切離不開香港。2003年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後,我又回香港長住了。

這就開始了我下半場的寫作生涯。除了《蘋果》的議政專欄外,我還在《經濟日報》副刊寫不涉政治的專欄,在香港電台開始了每週五天的「一分鐘閱讀」節目。後來在《蘋果》副刊也寫過每週四天的專欄,偶爾還客串寫社論。到2005年,黎智英邀我擔任論壇版主編。這以後,我為《蘋果》固定寫社論,後來寫「世道人生」專欄,深度介入了主流媒體對香港的政治論述中。

這論政生涯的下半場,我廣泛閱讀,挑戰性的思考不斷襲來。對於已屆退休年齡的我來說,並不平靜。我不斷產生思想上的反省和糾結,在耄耋之年受到香港年輕人的精神召喚,對逐漸沉淪的香港越發有難捨難離的感情。

在香港主權轉移二十年的過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運思潮的「愛國民主派」的興起與衰落;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膨脹和對香港的侵凌;年輕本土派的崛起,他們與傳統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對立;香港傳媒、政界以至整個社會從文明到「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淪落……。這段變化之速、之惡劣、之深刻,給我的教訓、對我人生的影響,比上半場論政時代更甚。我寫下的文章,留下的政論結集,自認為比上半場有價值,甚至不謙卑地、冒大不韙地說,我的寫作對香港年輕一代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哀傷之餘,我不禁想到在中英談判期間,倪匡是和我一樣,公開表示反對九七轉移主權的寫作人。我們的想法反映社會上的多數,卻是公開表達這意見的少數。2019年他曾跟我說,如果當年香港有100萬人遊行反對主權轉移,英國一定不會同意讓出香港主權。只可惜當時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沒有這種自主性。前兩天台灣作家顏擇雅問我,英國或會猶豫,但中國呢?也會因為香港有100萬人上街而不「收回主權」嗎?我的回答是,倘若在簽署聯合聲明之前,那真的有這種可能。因為中國那時候確實需要香港去吸收外資、與國際聯繫,做金融轉換和進口高科技產品等等。

中國不是很要面子嗎?我說,對中國來說,實利比面子重要。面子可以用不同說法去掩飾。比如2005年與俄國簽訂條約,承認清朝割讓和俄國後來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國可以說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台灣、香港、釣魚台等就說「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什麼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什麼是「自古以來的領土」,都視政治實力與現實利益而提出不同說辭。

當然,這是指中英還沒有達成協議之前。簽署了聲明,香港就成了囊中物,不會再交出來了。前幾篇文章引用過邵善波的話是: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還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後不管香港事務,就根本不可能。

100萬人遊行也許可以使北京重新考慮要不要收回,但收回後則不管你多少萬人上街,北京都會認為這是挑戰它的權力,不僅不會退讓,而且還會視為敵對勢力而加碼嚴控。

之前又提過我們的作者朋友王正方,在1987年他提出關於中國的「王氏定律」,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加政治自由等於一個常數。即如果經濟出問題了,政治上就會讓人民多講點話,也就是自由多一些;若經濟強了,就會壓抑人民的自由。二者相加,永遠是一個常數。這說法,與西方一些人認為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政治民主的想法相反。

香港九七後無論是法輪功「天滅中共」的街頭宣傳、媒體對中共暴政的揭發、2003年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中共都啞忍。二十三條立法被迫收回,除了香港的親中人士或大陸的所謂法律專家,中共真正掌大權的如江澤民、曾慶紅等都沒有表示意見,甚至還釋出對「不同意見」者的善意。這就是「王氏定律」在中共經濟亟需香港時的運用。

但對表達自由的容忍不表示可以在體制上削弱中共管控香港的權力。也就是說,即使出於經濟的需要,也絕對不會在政治體制上向人民放權。魏京生被捕時,北京西單的民主牆貼滿了批評中共的大字報,但魏京生要求的是政治民主化,要中共向人民讓出權力,這就要抓起來了。董建華不是因為政績和大遊行而下台,是因為他要推政制改革而下台。

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抗共運動基本上由「愛國民主派」主導。但在中共眼中,愛國必須愛黨,而民主派則不論爭取中國民主還是香港民主都是「反黨」。我和倪匡在這方面有共識,但香港民主派大都沒有這種認識。

圖,倪匡走了,深念之。這是2019年去他家中的合照。

(原文發佈於2022年7月4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55.九七初期的觀察與思考

156.董建華的八萬五「嬰兒」

157.第一次,大家都不覺得怎樣

158.我的《信報》專欄

159.「不變」的基石開始撼動了

160.陳方安生辭職,文官體制崩解

161.嗚呼!香港人自豪的廉署!

162.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

163.港督與特首有什麼區別?

164.董建華下台之謎(上)

165.董建華下台之謎(下)

166.董下曾上的玄機

167.論政生涯進入下半場,想起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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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166:董下曾上的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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