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dle Kingdom Tales

人间烟火

论新中国的女权

以前在朋友圈写的关于女权的文章。

近几年来,中国的女性地位在改革开放后不升反降。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就拿着建国时期的口号来宣扬女性主义和平权运动。她们这么做或是为了躲避审查制度,或是因为真的支持这个政权。可是就像每个时代的产物一样,那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也有它的局限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新中国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依然是为了整个民族和阶级服务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里,只是了一个父权政党的政治资产和政治运动家的权力工具而已。

      通过把传统女性们从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父权社会中“解放”出来,共产党赋予了她们新的标签。她们从原本的“丫鬟”“妓女”“小妾”变成了“游击队员”“卫生员”和“劳动标兵”。这样一来,这些旧社会的女性身上就有了革命的色彩。这些“思想进步”的女性成为了这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的宣传资本。国家的宣传机器们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女标兵,像火车司机田桂英、拖拉机手梁军、以及人大代表申纪兰(就是那个说出关于民主选举的暴论的)等。[1]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父权观念回归的时代,宣传机器对于女性身体/行为的消费仍然是屡试不爽。

      再回到五十年代的妇女们。她们拿着比丈夫低的工资,做着繁重的体力活,下班后还要干家务,却心甘情愿,甚至说“我解放了”。为什么?因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让每一个人——无论妇女还是丈夫——舍小家为国家。每一个人都要为社会正义建设添砖加瓦。 “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桎梏着这个国家的女性们。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们也许可以请保姆和佣人来解决家务活,可是低收入的和家中无帮手的妻子们只能在午夜挑灯织棉衣和洗被单。精英阶级的女性们的解放也只受限于义务平等,她们的个体解放从未发生过。在一个思想极度同质化,个体意志被迫让位于国家机器的时代,所有人的个体性被否决。性行为被视为可耻的。自由恋爱也会因为自己与对象的出身而遭到否定。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时的欧美女性一样,五十年代的妇女们是国家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男性工人的替代品,是国家富强道路上的垫脚石。

      即便是精英阶层的女性也无法摆脱父权主义者对于女性的刻板影响。红军老兵如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于解放后皆任职于妇联与人大。国防与工业领域鲜有女性角色。当然这有鉴于当时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国家才会选出诸如申纪兰这种因文化水平而从未投过反对票的人大代表。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里也就出现了一个女性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是个靠生殖器和政治斗争上台的四人帮。就算是在毛泽东的二次革命(1966-1976)时,某十大元帅的孙子还累计强奸猥亵妇女87人最后被大公无私的奶奶交给国家判了死刑。女性就业增加最快的时候也恰巧碰上了大跃进。不晓得是不是巧合。据统计,1960年全国城市的女职工由1957年的328. 6万人激增到1008.7万人。[2]在这个无数人饿死的年代,妇女们为了“赶超英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再说妇联,在一个可以把权力触须以党委的形式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国家里,只有一个所谓的“无政府组织”也只是一个父权政府的权力触手罢了。所以这个获得了世宗大王奖的NGO也会义无反顾的参与计划生育的运动中。这个以捍卫妇女权益为目标的组织将孕妇们从自己的家中拖出,将子宫中的胎儿杀死,将避孕环塞到女性的身体里。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理收到不可磨灭的创伤,她们因为死于胎中的孩子夜不能寐,她们因为手术的后遗症而痛不欲生,她们甚至因为这个手术而失去生命,可是谁在乎她们呢?她们只是国家的财产罢了。人口过剩时要强制堕胎和节育,人口老龄化时,她们又被党国的喉舌污名化为“剩女”。在妇联的努力下,对于女性的污名化接踵而至—“剩女”,“剩斗士”,“齐天大剩”。一个曾经的联合国表彰先进组织竟然会说:“中国女人找不到对象是因为自己太挑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权益可见一斑。

   放眼古今中外,妇女们在社会解放和革命的事业中都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革命之后她们都被扫净了垃圾堆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民族之春,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中都有女性的参与。无论她们出生贵贱,她们或养尊处优或目不识丁,她们或生于膏粱或出于市井,在面对独裁者的压迫时,她们都举起了武器,走上了街头,为了自己的丈夫、儿子、兄弟乃至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可是革命之后呢?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典里规定,“在婚姻中,妻子与政府是一体的,而那个‘一体’的代表就是丈夫。”俄国革命后的苏联也在宣传机器中以父权社会的口吻赞美着他们的慈父斯大林。妇女解放者柯伦泰的“杯水主义”被列宁批为“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每当妇女们在一次次的革命后想要得到自己应得的权益时,既得利益者们对于妇女们的诽谤与污名化就席卷而来——“道德败坏者”、“女巫”、“吸血鬼”、“荡妇”、以及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色彩的“女拳”。

   克拉拉·蔡特金说过:“作为一个妇女,她既不依附于某一个人——自己的丈夫;也不依附于在道德上结合在一起的小单位——家庭;更不从属于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和统治阶级的剥削。”妇女们的解放是和全人类的解放密不可分的。在一个人人被生产方式异化的社会里,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没有一个人应该因为自己的性别成为国家的资产或是被赋予刻板影响。所以男性也应该让妇女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妇女权益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应该积极地声援进步女性。我们不能因为女性的不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强制结扎的人会不会是自己的姐妹或是母亲,我们也不能确定自己的爱人与亲友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小花梅。无论意识形态政治信仰,对于受压迫的女性,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共情的责任。


[1] Chen Tina M. 2003. Female icons, feminist iconography? 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J]. Gender & History, 15: 268-295.

[2] 蒋永萍, 2001, 《50年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回顾与反思》, 《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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