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

a philosophy student

文學史中的梁文學與宮體詩

2019-12-26 01:05

(按:一篇什么都想讲,什么都没讲清楚的关于宫体诗的讲稿。强行打通文史哲,内容涉及到文本、文学史、文学的史学史和文学史的历史哲学,前半部分半蒙半猜,最后讲到文学史的历史哲学則純屬捏造。还有,感谢戴燕的鼓励!)


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即我们常说的“昭明太子”。萧统成长时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对文学兴趣很浓。围绕他的太子东宫,一度形成一个兴旺的文学集团(事实上萧氏兄每个人弟都有这样的文学集团),大家经常在一起写诗创作,刘勰也参与其中。我们熟悉的《昭明文选》也是在这个氛围下编成的,因此也不可避免会染上时代的色彩和风貌。有人将《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放在一起作对比,认为它们的文学特点判然有别,查屏球老师做过一个考证说,我们常常认为的收录王粲、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的以典雅华美著称的《昭明文选》和宫体诗没什么联系,但其实《昭明文选》中,比如“哀伤”“情”两类,都有鲜明的宫体诗的审美机制。屏幕中显示的是《玉台新咏》里收入的萧统的《长相思》,我看这句“徒见貌婵娟,宁知心有忆”和“玉階故情人,情來共相憶”未免十分相似,或许宫体诗风在萧氏家族是有遗传因素的。 

萧纲是梁武帝的第三子,昭明太子去世之后他被继立为太子。据章骆《中国文学史新著》,“宫体”这个名字最早描写徐摛的文章,后来用来專門描述是诗歌体裁时就是专指萧纲的诗作。屏幕上显示出的是萧纲的宫体诗典型中的典型《咏内人昼眠》,其实就是一首睡美人之诗,由于礼教尚在,还加上末一句,陪她的是她的丈夫,可不是什么娼妇。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倘若我们看萧纲,或者纵观整个梁代的文学,这个时代的文学家不仅书写宫体诗,还书写了许多写景状物的诗甚至边塞诗。乍看之下这两者非常难调和,但我们从这些所有的诗歌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时代风貌。我大概把它们总结成三点: 

第一是重描写的客观而轻思想内涵。我们拿这首《咏内人昼眠》举例也是想说明,大家可以看出萧纲的描写,他并不借助某种传统的道德主题,而只是用非常真实细腻的笔法去描绘。我们可以看出,《咏内人昼眠》这首诗写作的视角的非常近,好像贴着主人公的脸边去描绘她的睡姿一般。 

第二是注重诗歌的律化。有学者就提出,在简文帝的时代,以平仄关系为核心、一句交错、两句对立的格律规则已经成型。格律的出现虽然表面上限制了诗歌的创作,我们说“戴着镣铐跳舞”,却实际上有助于诗歌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并传承。七言诗的创作也开始成长。 

第三是分离审美标准与伦理标准。这是萧纲最自己文学理论的描写,他说“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他们作为帝王并不是不重视伦理教育,而是把文学作品和政教工具分离开。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宫体诗还是边塞诗,都是整个时代注重描写、注重抒情、注重格律的产物。 

倘若我们回过头去勾连整个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宫体诗的审美取向其实从魏晋以来就埋下了种子,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楚辞的年代,只是在中原王朝儒家文化这样一种洗刷之下把这种美艳的色彩洗掉了。到汉末魏晋儒学的地位衰落、玄学思潮盛行时,宮體詩重新又被那个时代的文人发现,或者说被文学史发现。除此之外,宫体诗作为中国诗歌的审美风格一直延续到陈、隋、唐,哪怕是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作品也有宫体诗的痕迹。到了晚唐更是如此。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即,我们往往切成断片的文学史其实是浑然一体的,有许多文学史发展的内在的逻辑为我们忽视。宫体诗是一个入口,我们可以以此尽量去复盘这样一种文学史内在的联系。 

注意,我们所指称的并不是狭义的指称萧纲或者徐摛的绮艳的诗的宫体诗。固然“宫体”的得名有定数,比如是“宫”是太子东宫,“体”是体裁,最早是用来描述简文帝萧纲;但宫体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作为一种审美机制,在文学史上是割不断的。因此倒不如说,虽然我们可以从概念的层面去梳理出齐梁文学从“永明体”到“宫体”的流变历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宫体诗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产生对文学史而言拥有必然性,在文学史中我们能够捕捉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信号。 

接下來我想谈一谈关于文学史的学术史。宫体诗在文学史的学术史书写上经历的待遇也非常值得一提。 

郑振铎先生在1932年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面描写到宫体诗与诗歌发展史,批驳那种认为宫体诗的内容“伤于轻艳”的说法,非常强调宫体诗在格律上面的贡献。关于格律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梁文学的时代风貌的时候有所提及。但需要注意,郑振铎先生在描写文学史中的宫体诗的时候不太谈它的内容。后来建国之后,但文学史家刘大杰、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就把宫体诗定义成为“色情文学”,说它描写大量的“肉感与情欲”“空虚堕落”等等一些说法,刘大杰先生甚至在序言中解释说若干观点是“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学习之后产生”——这样的说法是非常迷惑的。到80年代以后重写文学史,像袁行霈包括复旦出的这样一些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标榜以“人性”为线索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对宫体诗的评价我个人的理解是相当高的,甚至已经到了一种开始批判宫体诗中对女性身体的欣赏不是出于“对女性的真正的美而引发的激情,而是一种贵族男性对女性的品赏”的地步。 

既然说到了章骆“人性”版文学史对宫体诗的评价,今天又是圣诞节,我们借这个今天在西方大行其道的、甚至已经刮到中国来的“女性主义”之风总结一下我今天所分享的全部内容。在中古社会里,男性靠自然力的投射建立起全部的文明成果,同时也建立起一个男权主义制度和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女性是被边缘化的,对女性的文学书写也是边缘化的。在性别体系之下,两性之间的呼唤/吸引构成了这样一种张力: 男权社会下对女性书写的空缺 vs 基于天然性别的对女性的呼唤。 

我们从“宫体诗”这样一个角度切入,目的是为了看到历史之间是延绵的,文学史更是如此。宫体诗作为一种审美倾向或文化信号,从楚辞的年代一直绵延至唐宋,这是表象;文学史的内里是历史哲学。倘若我们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历史的展开存在一种内在于历史之中的必然的动力。像黑格尔描述他的世界历史观一样,文学史的自我展开也需要必然性,拥有正题和反题。这种以性别为主题的呼唤就是一种动因,表现在经验的历史中便是对性别的文学书写在时代中的隐显交替(比较汉诗和南朝诗中表现女性的作品)。显后是隐,隐后又显——这种隐和显的交替是把漫长的中国文学史粘合的历史必然性。 

文学也在这样的辩证法中展开自己的历史。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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