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

CU新傳畢業生,刚到東京,寫寫生活隨筆,偶爾發表一點社會觀點,更新爺爺和大伯公的家族小說。

爷爷的自传连载(13)「地富子女也能上大学」和台湾老兵返乡记

这一次连载是关于爷爷记录爸爸和伯伯的读书年代以及上了船去台湾的大姑妈终于在80年能回家省亲。爷爷写了一段大姑妈的孩子和爷爷的孩子的吵架争论,「一方高呼“打倒国民党!”另一方大喊“打倒共产党!”大家面红耳赤的,都哭了起来。」,在我截图爷爷的自传发朋友圈的时候,一直没法发出来,一开始还以为是文革反右是敏感词,多次试验后发现这句「打倒共产党」的玩笑话才是触发审查的关键。小时候,大姑妈还身体健康,年年都回北海来,和我爷爷伯公打麻将,在美国探望大姑妈的女儿(我的美玲表姑)的时候,表姑也说大姑妈很想家,在台湾的时候天天说着家乡的风景。一定是因为离开太久了。

第四章 雨过天晴

第四节 海儿和波儿

我的两个大儿子,一个是六六年,一个是六七年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那血雨腥风的动乱年代,他们从懂事起就看到父母在逆境中挣扎,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的窘境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印记。他俩从小就跟父母、祖母一起吃番薯、芋头、木薯、南瓜等杂粮度日,六、七岁开始就扛着箩筐到附近的树林里拾柴草。上小学了,放学回到家就跟着祖母编草席、搓炮筒,赚取一点可怜的加工费补贴家用。七六年祖母死后,他俩一个十岁,一个九岁,每天放学回来,一个烧火,一个洗锅洗米煮饭,还要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我们做父母的,从早到晚在生产队劳动,很多家务都是他俩做,也奇怪,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做得妥妥当当,从不出意外。几个孩子自小到大没有吃零食的习惯,不像邻居的孩子们那样,吵嚷着要大人买这买那。每年冬天斩蔗的时候,我照例在生产队上称上二三十斤甘蔗回家让他们尝尝,十几根甘蔗吃了十多天还剩下两三根,留在屋角里霉坏了。

母亲曾多次在我夫妻面前称赞两个孙儿懂事和勤快,说他俩日后必有作为。还说养下他俩是我们的福份,再苦再累都值得,一定要呵护好他们。我们深知老人的爱孙之心,怕难为了这两棵幼苗。其实作为人父人母,我们又何尝不爱自己的儿子?在生产队我们勤出工,争取多挣工分,工余起早贪黑,种好自留地,为的就是不让孩子们挨饿受冻。受当时环境和条件限制,我们与大多数社员一样,勤劳而不能致富,家庭生活清苦,一家人青菜粗粮过日是免不了的,但总算慢慢把孩子拉扯大了。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海儿已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波儿也读二年级了。

77年底,海儿到县城参加数学竞赛获得第一名,使得他的名字在常乐公社几乎人尽皆知。79年波儿赴县竞赛,获数学一等奖语文二等奖,成了获双奖的第一人。两年间,兄弟俩因学习成绩优异成了常乐的名人。我们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和妻子有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这笑容有点凄苦,却又带甘甜,这是十余年来没有过的异样感觉。

1980年秋,升高中考试,海儿以360多分考取廉州高中。当年考试五科总分为430,廉中的录取分数线是270分。海儿的成绩是石康考区(石康常乐石湾为一个考区)最高分,在县内也是前十名。这在常乐再一次引起轰动,各学校都以他的事迹为典型来教育学生,掀起一场学习的热潮。

八二年波儿又以高分考取廉州高中,又一次成了素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常乐人的骄傲。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学校或所在单位,发动了新一波的重视教育的宣传运动。形式各异的大会小会,总离不开海与波的学习事迹。这段时间,我们作为父母的也跟着沾光。走在街上,总有人扯着问孩子学习上的事,总听到赞扬的话,有些学生家长总缠着我打探教育儿子的秘诀。当时我还在学校教书,有些家长不管你有没有时间,非要请你帮他的孩子补课不可。这种种问题和要求,把我弄得啼笑皆非,无法回答。惭愧得很,两个儿子的优秀成绩,其实并非我辅导的缘故,我怎能贪天之功呢?平心而论,他俩在思想上认识到学习的必要从而产生学习的动力,通过锲而不舍的刻苦努力,才是获得好成绩的真正原因。先天的智慧或者说天分,我相信也有一点,但不是决定性的。非要问到我所起的作用,我只能说,从小就让他们认识到读书的必要,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这就是我做的全部。

83年秋,海儿以高分考取华中理工大学。当年,以他在县内预考第一名正式考试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进北大清华等国内最高学府是满有把握的,但经不起华中工招生老师的劝说,而且学校校长和班主任都异口同声地赞华中工,我也为可以挑选热门专业所诱惑,便让海儿选择了这间学校。对于此一选择,多年以后海儿与我的一次谈话中隐约流露出有点后悔的意思。当时孩子年轻,比较听我的话,谁知我的一句话,竟让他错失进北大清华的机会,我为此很感可惜和内疚。

两年后,波儿也进了同一间大学,学经济专业,是该校招生老师也是廉中校友包以健的建议。兄弟俩先后考进同一间重点大学,在常乐镇再一次引起了轰动。在各学校、机关、单位,在街头巷尾,在公共汽车上,人们都津津乐道此事,把它当成常乐人的骄傲。很多人对我们表示祝贺,说是孩子们替我们扬眉吐气了。他们知道在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妻子连高中都不能上,这是我们最耿耿于怀的憾事。现在儿子们算是给我们弥补回来了。

六十年代以来,出身不好的学生很难迈进高中大学的校门,社会关系也严重影响人们升学和就业。那时候重视的是“根正苗红”,甚至推崇“白卷英雄”,以推荐上大学代替高考,多年来形成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唯成份论的观念。现在,海儿、波儿居然双双考上大学,怎能不在这小镇的一潭死水中激起波澜呢?

“地富子女也能上大学,这世道真的变了!”很多抱着阶级斗争的正统思想的人也开始接受现实了。

后来,海儿本科毕业继续攻读硕士。我们做父母的更高兴了,多年的辛劳,终于有了收获,心里甜甜的,很感安慰。与此同时,我们更努力工作,省吃俭用,保障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让他们在千里之外能安心读好书。这是那段日子我们夫妻俩唯一想念。

第五节 大姐从台湾归来

1988年春节后,接到大姐芝芹来信,说是清明节返乡探亲扫墓,一家人高兴极了。

    大姐和姐夫1949年在北海读书,北海解放前夕,匆匆随败兵撤到海南岛,最后转辗到了台湾,至今已三十九年了。多年来音讯杳无,只是近一两年才托香港回来的人带过几封信。现在得知台湾当局允许返乡探亲,姐姐姐夫思乡心切,便与一些老兵第一时间申请并获批准,已成行在即。

芝忠哥和我觉得老屋多年失修,已破旧不堪,怕他们住不惯,便在北海工地上挪出两万元进行翻修。经过一个多月的赶工,拆除屋后面低矮阴暗的平房,新建了较为明亮干净的厨房和卫生间,室内也略为装修粉刷,算是勉强过得去了。

大姐姐夫带领二十余个当年从常乐出去的老兵组成的探亲团回来了。大姐那时五十七岁,可看上去比我们在家乡的四个弟妹都年轻,像三四十岁的人,身材匀称,神采奕奕,甚至脸上都没发现有皱纹。同回的人当中,有三个堂兄和两位表兄。这批老兵年纪大的已七十多岁,最年轻的也是六十岁左右了,正如古诗所描述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面对前来接他们的亲人,经过互相介绍仔细辨认之后,他们大都老泪纵横,或相拥而泣,场面感人至深。四十年来被海峡分开,今日得以相见,是最大的幸事,是绝望中上天赐与的机会,人们怎能控制得住感情的闸门,不抱头痛哭呢?

他们几乎每人都带回一件电视机或电冰箱之类电器送给家乡的亲人,我家成了临时仓库,被堆得满满的。那时候,大陆的家用电器还未普及,大多数家庭还没有这类“奢侈品,”从境外回来的人凭“台胞回乡证”可带一件免税商品回来馈赠亲友,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过了两三天,这些笨重的电器由他们各自的家人陆续运走,我家才从“仓库”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大姐姐夫住在我家,姐夫两个亲弟弟在本圩都有住房,只是我家刚装修过,较为宽敞明亮,住得较为舒适,姐夫大姐就选择我家住下了。在防城的李英姐炎祥姐夫,芝就姐和赵桐姐夫,在北海的大哥和大嫂覃娟都赶回来团聚。远在千里之外求学的海儿和波儿也请假专程回来探望姑父姑母。父母生下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欢聚一堂,这是四十年来首次大团圆。一连几天,从早上起床到深夜睡觉,大家互相介绍别后的情况,倾诉思念之苦,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一起怀念故去的双亲,都说: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看到大团圆的情景,该有多高兴啊!大姐听我说到母亲病重时对她的思念和担心,很是动容,眼里含着泪水,久久说不出话来。我想,她一定很内疚,自己多年来飘泊在外,对于父母,生不能奉养,死不能送终,为人子女而不能尽孝,这是人生的最大憾事。

清明节,大姐出钱,一家人齐齐去扫墓,拜祭先祖先父母,村中本家堂兄弟子侄辈也都同往。在父母的合葬墓前,全体肃立致哀。大姐对父母说,她回来了,在表示在父母生前未能奉养之歉意后,她告诉父母,虽历尽艰辛,夫妇俩经过摸爬滚打,艰苦创业,现在生活已经很好了,儿孙成群,家庭美满幸福,请父母不再为她担心。几个兄弟姐妹都说,当年饥寒交迫的日子已成过去,大家的生活正逐步改善,请父母放心。我说,母亲生前最不放心的两件事情已有了完满的结果:芝忠哥早已再婚,并育有一子一女;前妻所生的儿子春霖也回来认祖归宗。离散多年的大姐现已归来,且生活美满。我们敬爱的父母,安息吧!

扫墓回家的路上,大姐说父母的墓地要修葺好一点,适当拓宽,刻立石碑。第二年,我们就照她的意思做了。父母英灵有知,当含笑于泉下了。

姐夫大姐在家的这段日子,来访的人络绎不绝。亲朋故旧,来叙叙家常,看看大姐他们跟当年在家时有什么变化;有亲人在台而暂时未能回来的人家,来取大姐帮带回的书信和钱或是探问亲人的下落和生活情况;也有的人纯粹的好奇,来一睹大姐姐夫的风采的。大姐很健谈,为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访者,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的说话,尽量给他们满意的回答。每送走一批客人,大姐就喝点淡盐水润润嗓子,接着又与候在门外的另一批人谈开了。连续一个多星期的疲劳应酬,她的声音嘶哑了,来访的人流才逐步稀疏一点。

姐夫和大姐此次返乡,有十多天用于接待来访者,姐夫赵家那边和我们张家祭祖拜山用去三四天,再有就是外出探访几位居住在别处的亲朋、同窗,到常乐圩的周围走走,寻找年青时家乡的痕迹。一个月的时间就悄悄的过去,兄弟姐妹们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送别姐夫大姐之后,我和忠哥重新回到北海,继续做我们的事。

此后的两三年里,台胞回乡成了一股热潮。常乐的去台人员特别多,每年春节、清明节、中秋节期间,无论乡下和圩镇,随时可见台胞的身影,他们纷纷而至,使两地人民得以互相了解沟通,相互间渐渐的不觉得陌生神秘了。那些年,台胞回乡产生很多故事。一些家境贫穷的亲属,因此变得较为富裕,有些人还建起了新楼。一些台属几个兄弟姐妹因利益不均而反目成仇。一些大陆的青年女子嫁给了六七十岁的国民党老兵……不说它了。

我要说的是另一方面的事。开放台胞探亲之初,家乡很多人以为从台湾回来的人肥得流油,以为他们有用不完的钱,像当年到美国淘金的“金山客”。总幻想在台的亲人能一下子帮自己改变贫困的面貌,一句话,期望过高。殊不知在台的亲人大多是退伍老兵,靠的是“终身俸”——也就是大陆所说的退休金——生活,钱并不多。他们首次回乡,很多人是打肿脸充胖子,将刚发下不久的一次性《授田证》补偿金和多年的积蓄带回来,尽量帮助留在大陆的父母妻儿解决困难的。花完了这笔钱,他们回到台湾就靠那点“终身俸”度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回过一次之后就不再转头了的原因,他们很多人六十多岁了,在台湾还替人看门、看工地、值班、开出租车、用摩托车帮餐馆送餐……如果生活很好,他们还会干这些活吗?

我也有“期望过高”的问题。大姐回乡的头一两年,正是海儿和波儿研究生、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见他俩成绩好,上进心强,想让他们出国留学,可留学需经济担保,我家里没这个条件,听说姐夫大姐比较富裕,我希望他们能提供担保,至少帮一个孩子实现留学的梦。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出钱供孩子留学,而是希望孩子出国以后通过勤工俭学、争取奖学金和由家里负担部分费用几种途径来解决。事实上当时内地很多出国留学人员都是这么做的。可是大姐怕担经济责任,始终不敢答应。可能她有她的难处,每个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可能我的要求太过分了,使大姐承受不起。无论如何,我只能面对现实,打消了这非分之想,让孩子们毕业后在国内就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

一些从台湾回来的人,可能有点钱,在与大陆人相处时,往往有意无意中露出一种优越感。他们以为大陆人仍处于六七十年代那种水深火热的境况之中,总觉得比大陆人高一等,资助亲友时甚至带有种“施舍”的味道。是的,那时两岸的工资水平不一样,台湾劳动者的工资相当于大陆的几倍。可是台湾的物价比大陆的高几倍,台湾人在台的收入在台消费跟大陆人在大陆的收入在大陆消费其实是差不多的,除非在台湾带回大陆花,那才叫多。时至今日,两岸经济的消长变化更明显看出两岸生活水平差别很小,在很多方面大陆还远远优于台湾。

当年常乐广为流传一个故事:一个台胞到侄儿家。侄儿虽然家境困难,也倾其所有好菜好肉招待,还叫老婆到海味摊上赊了两斤沙虫送给叔父。叔父连声说:“好!好!好!”出门时掏出一张一百元台币给侄孙买糖吃。叔父走后,邻居问这家主人发了多少财?这位侄儿苦笑道:“得了两斤沙虫的债!”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台胞也有很苦的,故事里的叔父如果很富有,应该不至于如此吝啬,让侄儿为他负“沙虫债。”另一方面,内地人接待归来的台胞,也应该量力而行,以免自添烦恼,更不要期待别人会给你很多利益。

还有,由于两岸人民分开四十年,所受的宣传教育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不同,难免在思想行为方面存在隔阂。同是一家人,对于同一件事往往看法分歧,处理方式各异。台胞鳏夫要娶老婆,大陆儿女反对,理由是女人作风不正派,动机不纯,有骗钱之嫌。父亲说:“我要的不是贞操,我只要个伴。这么年轻的女人,不为钱怎么会看上我这老头子?我就是花钱买个伴。”

有一年,大姐带几个孙儿回来,涛儿和侄儿绍渊和表兄弟们都是十岁左右,大家一起玩得好好的,突然间彼此争吵起来,一方高呼“打倒国民党!”另一方大喊“打倒共产党!”大家面红耳赤的,都哭了起来。看来,无论大人和小孩,都需要时间来磨合,才能消除多年来形成的隔阂。

下期预告:爷爷记录中的1989。虽然爷爷不是什么深邃的思想家,但我觉得他有一份朴素的同理心和正义感,他写的不多,他写到「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这一事件中吃亏的是那些激进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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