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壶人

[转载]决战“泛清真化”与镇压“大回族主义“的历史轮回(高新)

按:以下两篇文章,是知名的海外异议人士和中国研究学者高新,在2018年利用自己对内部资料的掌握,对中共治疆历史进行的回顾,可以提供matters上的研究者视角、受害者视角以外的新的看问题的视角。我的转载并不代表我认可文章中的全部史实和政治观点(不过有一点,我与作者一样,对粗俗、激进、自私、残暴的王震极其家族十分厌恶,作者对王震的分析在他的《中共太子党》和其他专栏文章中十分详尽)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三对关系:

一、王震与习仲勋的关系

二、王震、习仲勋二人与毛泽东的关系

三、习仲勋与习近平的关系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东施效颦毛泽东的习近平彻底否定了邓小平》中已经说过:习近平不但用新党章回归毛泽东极左路线和政策,全面否定邓小平,甚至已经在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方面走得比毛泽东更远。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最左时期的变本加厉。

三天前刚刚发表的美国国会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中,谴责中国大陆习近平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展开前所未有的严厉镇压构成“反人类罪”。报告指出,华盛顿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却发现习近平上台后,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厉镇压,特别是在新疆,当局将一百多万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关进“再教育集中营”强迫洗脑,构成了“反人类罪”……


该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另一则极端事例就是所谓的“决战‘泛清真化’,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照一下中共政权的“治疆史”就会发现,如今的习近平当局正在“决战”的所谓“泛清真化”,与上个世纪中共建政之初被毛泽东派往统治新疆的中共左王震所要镇压的“大回族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情。

这里先要解释的是,王震当年在新疆主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针对的“大回族主义”,是把“回族”两个字做为“伊斯兰”和“清真”的代名词,并非单指五十六个民族中的那个民族划分意义上的“回族”,而是包括了中国境内,特别整个西北地区境内的所有穆斯林,除了回族、维族,也还有哈萨克、东乡等十数个。

按照中共政权曾经公开的部分党史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共建政之初的习仲勋在对待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待穆斯林民族的政策实施上还是相对仁慈的。

当年在中共完全控制了除新疆之外的全部西北地区后,习仲勋曾作了一个“关中新区工作方向”的讲话,他认为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农,而是“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他提出:“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 1951 年 8 月 22 日 ,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气氛里,能够要求自己的属下不效法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的残酷斗争方式,应该说是比较难得的。

一篇曾经被中共官方党史报刊转载过的歌颂文章中记载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和西安一市,面积339万平方公里,居住着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各民族之间主要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12月,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还曾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在实际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中,他高度重视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在他看来,西北地区如果离开民族问题,则“西北”一词即不复存在;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问题。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习仲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对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

当时的西北地区的土匪武装往往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从事破坏活动,其首领往往是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这要求在处理时不能采取简单的镇压方式。习仲勋从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和宗教工作的大局出发,对匪首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政策。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甘肃省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一次占领了中等城市平凉,另一次解放军伤亡近2000人。习仲勋认为用武力镇压的办法不行,还是请伊斯兰教中的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了问题。青海著名的藏族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军政当局原来准备用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不能打。他们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给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说:决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措做了工作,项谦就不造反了……

当年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本身就是中共政权在其执政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恶行之一,不过相比于邓小平等当年主政其他大区的中共领导人,习仲勋应该是相对宽容的一个。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下令,定下了千分之一的杀人比例。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说: 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华北新区约有2000万左右人口是在1949及1950年两年内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 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贫苦群众不敢抬头。一贯道等会门甚为猖獗,有会众200余万。故现在须重新提出镇压反 革命的问题。而在华北老区及东北老区则因对反革命镇压彻底,人民高兴,生产积极,匪患绝迹。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 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 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

对于甘、宁、青、新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动动,习仲勋在1952年5月4日“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的方针”。他提出的有独创性的措施,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和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做以外”,还主张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 60% 的人。

有党史文献记载说,当时由邓小平领导的西北局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大开杀戒。在当时由习仲勋主持的当时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四川已经把保长以上的“敌伪人员”都杀了,而我们西北对保长一级的基本上都没有杀,但习仲勋并没有向邓小平领导的四川省看齐。所以,日后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时,看到下面整理出来的习仲勋在土改运动中与他邓小平截然相反的宽容政策,以及不愿意向他邓小平当年领导的西南地区看齐的内容,自然会同意把习仲勋的罪状里再多加一条一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内容。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当年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一众穆斯林民族的相对宽容的政策实施过程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罪行,受到长达十余年的批判和清算。

回顾当年,日后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都被称之为“左王”两个人,王震当时担任着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中“左”的出奇。 邓力群当时应王震要求起草的镇压指令内容中就有把“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反对象的说法,也就是如今习近平政权下令全面围剿的“泛清真化”。

1951 年 4 月 13 日 ,习仲勋主持的中共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要求不要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在镇反中不能提“大回族主义”。当时,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 反革命分子”,因为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和平起义的,如果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会伤害许多起义人员。

有曾经公开过的中共党史资料记载说,就在王震正在推敲公然对抗习仲勋的指示之利弊得失的时候,邓力群提出了“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的主张,并给王震出了在《新疆日报》上刊载习仲勋讲话时用打省略号的方式把关键的反左内容全部删除的主意。

继而王震和邓力群继续进行了对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宗教势力的大举镇压。

有把王震当成“民族英雄”吹捧的正面肯定他的“治疆铁腕”的文章中记载说:当时如果哪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了解放军官兵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解放军会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 曾经有个村子因为在抓人时抵抗,结果被大炮轰平。在新疆, 小孩儿调皮不听话 爹妈都会说你再不听话叫王震把你捉走,小孩马上就不闹了。 对于少数抱着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不放,不听话的,王震命令他们每人必须养一头猪,猪养大了还必须亲手宰杀,宰杀了还必须看着你吃下几块肉,否则劳改。

该文还记载说,当时新疆有少数人不服,说一开始说好的民族政策王胡子不执行,要到北京告御状。王震说好啊,我欢迎,我还派车送你们去,看看谁不执行民族政策,车到荒凉的地方,将这些代表拉下车,全部“突突”了。

内地网站上至今也还有个把批判王震当年种下了民族对立祸根的文章,说他以“镇压反叛”的名义,杀的村村见血,这便导致了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当地人说,王震的“将军”名声根本不是在战场上得来的,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没有什么建树,而是在新疆“镇反”的残酷运动中得来的。

王震在新疆历时仅仅几个月的大规模残酷镇压维族斗争,已把想杀的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当地维人都对王震谈虎色变。直到如今,新疆吓唬小孩就说:再哭,王胡子来了!后来等中央的纠偏的命令下来为时已晚,维族人对中共政权的仇恨种子已深深埋下了。

这里所说的“中央的纠偏的命令”,就是当时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与王震之间一度结下梁子的原委。当时习仲勋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发现王震在新疆大开杀戒,“严重破坏党的民族政策”之后,习仲勋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停止牧区“镇反”。以王震为首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却认为牧区“镇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顾虑到新疆搞得太恐怖可能会导致西藏地区宗教领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高度警惕,这才安排习仲勋亲自前往新疆指导工作,随即也撤换了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因此,王震和邓力群对习仲勋始终耿耿于怀直到习仲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向王震赔礼道歉。具体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决战“泛清真化”与镇压“大回族主义”的历史轮回》中已经说过: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最左时期的变本加厉。美国国会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中,谴责中国大陆习近平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展开前所未有的严厉镇压构成“反人类罪”。对照一下中共政权的“治疆史”就会发现,如今的习近平当局正在“决战”的所谓“泛清真化”,与上个世纪中共建政之初被毛泽东派往统治新疆的中共左王震所要镇压的“大回族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情。

2008年4月习近平在纪念王震百年冥诞时给王震“治疆”史以极高评价。他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务。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领导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团结起义部队,指挥军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发展工业和各项事业,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新疆边防,倾注了全部精力,也为新疆现代化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创建的……。新疆和平解放后,他一手抓剿匪、土改和建党、建政,一手抓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的恢复与发展,率领部队白手起家,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为新疆的长期稳定和后来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这和当年王震统治新疆时的直接上司,主持中共西北局工作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当时对王震的评价截然相反。正象笔者多年前即已经在本专栏的相关文章中介绍过的那样,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党内最著名的两大左王一文一武,“文”是邓力群,“武”是王震。他们两人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已经是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回顾中共建政之初,当时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邓立群,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立群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滥捕滥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下令让习仲勋和王震即刻进京开会,同时向新疆分局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紧急指示”……。

2016年初中国内地的搜狐网曾刊登《1952年王震遭批判后撤职离开新疆内幕揭秘》,注明文章来源是《人民网》,但现在已经在《人民网》上搜索不到这篇文章了,显然是因为文章中对习核心的父亲“着墨过多”。

该文章的引言是:王震的一生和新疆有着不解之缘。是他率领大军解放新疆,使新疆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带领新疆军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新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52年6月,驻苏大使张闻天路过新疆,对新疆短短两年时问中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赞扬了新疆的工作。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意外的曲折。1952年夏,王震突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新疆财委主任的职务,被迫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新疆。那么,王震缘何遭到批判?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这篇通篇都是在为当年受到习仲勋“残酷整肃”的王震大诉委屈的文章内文回答说:王震当年之所以在新疆受到批判,根本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区改革…….王震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牧区就越稳定。1951年5月王震主持的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直接对抗习仲勋主持工作的西北局指示……。

1952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如上党史文章还记载说,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到会并讲话。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实际主持该局工作的习仲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严厉批判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会上其他人的发言,也都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他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常委由4位书记和包尔汉、王震、高锦纯、饶正锡等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对习仲勋批判我“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没法接受但也无可奈何。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主席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散会后,我到董(必武)老那里,谁知他把朱老总、林(伯渠)老都找来了。他们几位老人家开会时没有讲话,他们替我惋惜。”

一个月之后,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工件,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

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作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批判此前王震领导的新疆分局“‘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

王震被迫在会上做出“深刻检查”之后,主持会议的习仲勋还特别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如上为当年的王震抱屈的党史文献还记载说:当毛泽东听到某些完全否定王震的发言(其实就是习仲勋的发言)时曾插话说:“照你们这样一讲,王震岂不是新疆一霸吗?”而在习仲勋主持的这次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传达时,竟被说成“毛主席说,王震是新疆一霸”。会上,在不少人在发言中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绩,还有人在会外各种场合对新疆的工作进行过分的指责。有人竟就两年多工农业建设中的重大成绩非难王震说:“你们在这里开荒,在那里建厂,人家民族的人民怎么看,这还不是殖民地?把我们民族当做你们汉人的殖民地!”对于进疆部队节衣缩食、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有人不但不予鼓励,反而严厉指责:我考察了,你们讲这个好那个好,可是现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像部队,军官不像军官、战士不像战士,衣服都没得换洗,衬衫都不够穿。甚至完全否定了剿灭鸟斯满匪帮这样重大的成绩,竟说应该用金钱收买政策,而不应该武装消灭:“你们花这么大力气才把乌斯满消灭掉,在甘肃也有土匪,我们花了两百个亿(按:指旧币,是现在的200万),就把他们收买过来了。”

如上党史资料上没有具体点名当时是谁把王震的“剿匪”功劳否定了。但此前在甘肃主持的对回族“土匪”的赎买政策肯定是习仲勋亲自制定并成功实施的。

如上党史文献还记载说:随后,由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派出的财经工作检查团到新疆检查工作。检查团几乎是全盘否定了王震领导新疆时期的财经工作。有人竟把军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屯垦、节衣缩食兴办工厂,说成是军队抢了少数民族的土地、资源……。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顿时被一阵风暴吹散了。经过这一曲折,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毛泽东说,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党内县团一级,结果在当时的新疆不但党内超出县团级的范围,党外也传达了。这样一来,大大伤害了干部的积极性,也使王震寝食不安。王震说:“在北京时只说调动我的工作,以后宣布我是撤职。为此我很有意见。我说,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想把新疆建设继续抓下去……。”


至于这场风波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对于全省各级许多干部所造成的伤害,在职工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则是无法以数字来估量的。


王震患有多年的肠胃痢疾,肠胃出血。每遇到过分劳累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生气发火,就会犯病。1952年12月间,王震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迪化,到兰州参加西北军区召开的会议。有一天晚间突然发病,一次大便出血2000CC,被送往西北军区总医院医治,经过输血抢救,才转危为安。有些同志前去医院探望他,在交谈中,熟读《三国演义》的王震曾不胜感慨地对一位同志说:“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余后的故事,下篇文章会继续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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