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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官僚体制内幕(转)

官僚化

官僚、官僚制以及官僚主义,是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可能你正寻思如何在单位里某个一官半职;可能你工作的地方等级森严,是官僚制的典型;更可能的是,办个小事儿,你被官僚主义折腾的够呛。所以,这本致力于揭开官僚制内幕的书颇值得一读。倘若你是个宫斗剧、职场剧爱好者,那么这本书也不妨看看。它会告诉你,为何直接上级很重要,而越级行为有风险;领导可能对下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一点可以适当利用,等等。

官僚制组织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是其等级结构,也就是从低到高,权威依次上升,构成了从普通职员到高层领导的层级体制。不管学校,还是政府部门,都能明显地观察到官僚组织的等级化特点,身处其间的个体根据其所在的位置,享有一定的职权,履行一定的职责,并与上级、同级和下级互动。在唐斯看来,尽管官僚制组织都具备等级结构,但是等级或层次的多寡不同,相应的组织运作也存在区别。这一点对于观察中国式官僚制组织尤为值得注意。具体而言,唐斯将官僚制组织分为“垂直型”和“扁平型”两种理想类型。较之于扁平型结构,垂直型结构在信息传递和组织控制上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一方面,由于层级过多,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链条将变得更长,信息从下到上的传递经过的环节更多,传递偏差乃至失真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在垂直型组织中,居于高层的领导接收到的来自下级的信息,可能与信息的最初状态差别甚大。同样的,来自高层的指令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之中,也面临歪曲的风险。当然,扁平型组织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只不过由于中间环节相对较少,信息沟通的成本相对较低。为此,各类官僚制组织围绕信息的上传下达,建立了各种机制,以保证信息能够不至过度扭曲。另一方面,位于组织高层的领导,由于无法确切知道属下是否依照自己的指令行事,因而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以保证下属的行为符合上级的具体指令和组织的目标。控制的过程必然还会涉及到信息传递问题。概言之,不管决策还是控制,信息都是核心问题。只不过,与垂直型组织相比,扁平型组织具有相对优势。

借用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官僚制组织更偏向于垂直型而非扁平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不足二百人构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法律规定,至少分为普通组成人员、秘书长、副委员长和委员长四个层次,等级化也就是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

围绕信息展开的决策与控制,在具体的官僚制组织之中随处可见。例如,下属的请示汇报,上级的命令发布。更为直观的例子也不少,如孔飞力笔下的叫魂事件。各级官僚和乾隆皇帝之间针对发生了什么和如何处置,反复沟通和拉锯。尽管叫魂事件的复杂性远超于此,但信息的控制与反控制贯穿始终。值得一提的是,孔飞力最初的研究兴趣就是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信息沟通问题,只不过他后来发现了更有意思也更为复杂的现象。

其实,官僚制的诸多设置都与信息沟通相关,同时也涉及到内部控制。例如,大学对教师的科研考核,因强调论文数量而广为诟病。一方面,对于高校而言,论文的质量难以准确鉴别,而数量更为直观,操作性更强,评比起来也更为客观,显然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和争议程度。另一方面,通过设置数量指标,高校也得以引导教师的行为。可以说,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当下的制度和技术环境下,以论文数量为核心指标的考核机制,也有其“相对合理性”。不至高校,法院推行的绩效考核制度,也有类似的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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