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鸣岐
朱鸣岐

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

贸易战的至暗时刻

应邀与诸位分享一些在贸易战问题上的看法。以下内容节选自一篇最近写的评论,抛砖引玉,还请多指教。

“幸福的家庭总是类似的,而不幸的则各有各的不幸”。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往往让普通人在评估自身处境时产生认知偏差。在上行周期中,就业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企业利润上升,经济增速加快,总体的繁荣可以抵消个别问题政策的成本。这时人们容易忽略一些糟糕的经济政策,对政治家的经济主张也更为宽容。

美国当下的情况就符合这种描述:失业率接近2001年以来最低水平,GDP增速大大高于过去10年平均增速,核心通胀率逐步攀升,并在7月首次超过通胀目标--大量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当前已经非常接近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上行周期的顶峰。不光如此,美国国会在去年通过的税改法案,将在复苏周期之外进一步刺激经济。税改法案在未来十年带来近1.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算得上是给已然强劲的经济又来了一针兴奋剂(但也埋下了货币政策提前调整的种子,下文将会讨论)。

而反观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近期投资、消费数据接连创下近十年最低纪录;净出口对GDP增速的影响,也已经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拉动,转变为中性、甚至是拖累;人民币汇率在最近几周,更是出现了少见的快速大幅下跌;迟到的金融去杠杆,将开启一段必要但是痛苦的转型和修复过程。因此,贸易战爆发的时机对于中国来说,只能用“不幸”来形容。

如果两个经济体,如中美这样,正好处于相反的经济周期之中,那么处于下行周期的那一方,将会无法避免地感到更大的“痛感”。外部环境的恶化,对于中国复杂的国内经济调整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和一些国内经济问题形成共振,比如劳动密集的出口企业经营困难,会进一步增大就业压力。

而对于处于上行周期的那一方来说,虽然提高进口关税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自然增加了消费者以及部分企业的成本,但强劲的增长却往往会缓解一部分“痛感”。这样就解释了虽然大部分的美国公众可以理解贸易战会增加消费者成本,但是却始终没有民意力量阻止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甚至相反,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在6月中旬与个人历史最高点持平,达到了他在政治蜜月期(就任后第一周)的水平。临近美国中期选举,一些短期意义更大的指标,比如注册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高达90%的支持率更是充分说明,虽然特朗普四处“开战”,但贸易政策目前并没有冲击他的政治基础,甚至还有一定的加分效果。

然而“周期”的另一应有之义,就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正如中国在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经济减速一样,美国的经济反弹也不会是永远的。虽然学界和市场对于美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尚有争议,但基本都同意美国经济当前已经无限接近充分就业,因此通胀抬头只是时间问题,美联储也就一定会进入升息通道,以维持价格稳定。去年税改法案的刺激作用,更有可能加快美联储的升息步伐,提前触发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调整。

估目前的状况,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占有先手,并且暂时不会妥协——国内经济周期仍然处于上行阶段,政府也有一些针对贸易调整的再分配政策,可以应付短时间的贸易冲击。而中国正处于一个困难的经济周期中,政策层面也几乎没有任何通过再分配来减轻贸易冲击的手段,这意味着中国有较强的动力寻求和解,但却“一个巴掌拍不响”,难以得到美国的回应。于是,贸易战在当前状态下没有明显的出口。

但是,这种僵持也极有可能是暂时的。如前所述,美国的经济周期已经接近拐点,国内再分配政策虽然不是空白,但远远不足以应付当前规模贸易战带来的长时间冲击。因此作为发起贸易战的一方,一旦特朗普意识到自己无法阻止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而长期贸易战又超过了国内再分配制度的承受能力引发政治版块移动,那么美国的妥协意愿届时也就会上升,贸易战也才会迎来谈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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