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曾在香港、深圳、北京工作生活,现居欧洲,刚从德国哥廷根来到了波兰克拉科夫。

告别2021:记住一些无法被夺走的

全球大流行两年了,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忆过去的一年。而在宏大的叙事中,我们每个人关于新冠大流行的正确记忆,恐怕都已被肆意更改了好几回了。
柏林的一家二手书店

12月30日这天,我要回到哥廷根,在火车包厢里遇见了一个正在批改作业的德国中年姐姐。

她叫狄安娜,之前也在哥廷根大学,读美国研究。毕业后她在一个研究机构工作数年。三十多岁时,她经历了漫长的教师资格培训和考试,成为一名拉丁语和英语教师,薪资优渥,十年就这样过去了。眼下她在批改的,就是高中生的拉丁语作业。

狄安娜讲起一篇她喜欢的作文,是一个女生解析金苹果和帕里斯的故事。在权力、智慧和海伦之间,帕里斯选择了海伦。“他当然会这么选择,这就是男人会干的事情”,那个女生带着嘲讽地写道,我们包厢里的三个人都笑了。接着,应我的邀请,狄安娜顺便给我们朗诵了一篇拉丁语课文。

从柏林回哥廷根的火车大约两个半小时,足够狄安娜分享一些她的人生。她来自东德,但很小世界就彻底改变了。

“我刚去了柏林的东德历史博物馆,”我说起这几天的旅途经验。

“大部分都是坏的历史,对吗?”狄安娜笑着说。

接着她开始讲述自己的童年:

“我12岁的时候,柏林墙倒塌了。我们都是小孩,意识不到那意味着什么。可能我的父母有不同的记忆吧。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学、放学,和小朋友玩耍,斯塔西的残酷,到不了我们这里。后来我们换了来自西德的老师,他带着同情来解救我们。但是当他问起我们的悲惨生活时,我们毫无感觉,他所接受的那种体系,也在那一刻崩溃了。他带着好心过来,发现小孩并不需要他的解救,我们的生活并不那么悲惨,是他想象不出来的。”

“东德发生过很多残酷的事情,但我童年的每日记忆也是真实的。只是现在这些记忆,都变成了我最私人的记忆,或者和我一代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会被书写,不存放进博物馆。我的一个学生,甚至会把纳粹的旗帜认为成东德的旗帜。”

“年轻人也厌倦历史了,过去就这样成为混沌的一团。我不认为这真实的一面,会成为下一代人的记忆。我们这代人离开后,东德在公众心中,只剩下模糊不清的负面形象,人们不会记住与意识形态不符的细微差别之处。”

她接着叹了口气。

狄安娜提到的关键词让我印象深刻。记忆。历史。日常。作为一个在东德度过童年的德国人,她在和一个陌生人的对话中,为什么要讲这些?我想是因为每个人都要去捍卫她/他的记忆。即便不是因为德国统一,狄安娜没办法在成年后去位于西德的哥廷根上大学,没办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收入体面、拥有安全感和自由的成年人,她仍然要对陌生人说出自己的童年,至少这样,会有另一个人被赋予她的记忆。我和她一样,都不希望历史只剩下好与坏的截然二分。在意识形态之下,仍然有很多暧昧的、细微的、日常的事件和情绪,存在于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中。

全球大流行两年了,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想回忆过去的一年。而在宏大的叙事中,我们每个人关于新冠大流行的正确记忆,恐怕都已被肆意更改了好几回了。即便是在此时此刻,仍然能看到孕妇、产妇、小孩在这之下的糟糕境遇,透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发表在互联网上,很快会被抹除痕迹,淹没在宏大正确的叙事之下。

翻看这一年的旧相册,我也能想起很多痛苦的日子。但我也意识到,也许我们太习惯于总结个人在过去一年的成就、得失,试图得出一个“这一年还不赖”、“来年再接再厉”的工具主义结论,获得一些启发,再树立新的目标。也因此,那些未能实现的年份,那些遭遇厄运和不公的年份,会让一整年都失去任何意义。

我想,若不想服从“正确”的记忆,我们还可以捍卫自己的私人记忆,和更多的人分享它。若不想参与唯一的叙事,也不要忘记日常的细微之处。这肯定不是我们唯一该做的事情,因为只有共同体和社会,才能够真正保卫你的记忆空间和日常生活。

但至少此时此刻,给自己一些私人时间,记住一些无法被夺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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