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曾在香港、深圳、北京工作生活,现居欧洲,刚从德国哥廷根来到了波兰克拉科夫。

家园的长链:哥廷根的异域来客

(edited)
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散步到哥廷根大学的主图书馆门口,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我停下来,望向这个温和的月亮,发着呆,居然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在明亮的月光下,我能看到自己嘴里冒出清冷的白雾。莫尔也在凝望月亮,接着转头对我说,自己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翻译的中国古诗,“你们中国古代的诗人,是不是总爱书写月亮?”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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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写作这篇文章时,俄罗斯还未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我的本意,是书写这几个月以来,我在哥廷根遇到的非欧洲人(Non-European)。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欧洲求学、工作和移民。有的人有机会回到家园,有的人则可能再也回不去。每个人的故事,其实都可以被归纳进某类社会学或政治学框架,诸如“革命”、“移民/难民危机”、“失踪民族”、“身份认同”、“大离散”、“双重意识”……但在“遭遇”每一个真实的个人以后,这些“框架”瞬间就显得苍白无力,反而是“工作”、“语言”、“技能”、“签证”,才是那些更真实的事物。

在今年以前,可能很少人能预料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乌克兰人会加入他们之中。乌克兰被视为“欧洲之门”,我也在哥廷根认识了一位乌克兰同学纳迪亚,并且和她、英国同学和法国同学一起,合作完成“德国民粹主义”的研究项目——尽管乌克兰不在欧盟,但从一开始,我就把她视作“欧洲人”。我本打算在下一篇,再书写那些我遇到的当代“欧洲人”。

然而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乌克兰人纳迪亚,是否也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从此以后,她是否也会成为一个欧洲的“异域来客”,而不是“欧洲人”?

在研究“德国民粹主义”的项目合作时,我们很少聊起彼此的国家。只在战争爆发后,我和纳迪亚才聊起好些她和她家人现状的事情。纳迪亚告诉我,她的家人目前安全,而许多朋友正在逃往波兰,那个我即将要前往的国家。我知道,自己即便用尽全部的想象,也无法体会她真实的处境与心情。

波兰人米沃什曾写过那条“家园的长链”。他写道,“在那些年代,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但身后仍拖着一条长链,这个链条总是把他钉在一个地方。这个链条有一部分是源于外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于我本身。”

她/他们所身处的异域,以及那条“家园的长链”,或许是我试图书写的故事。

工作

欧乌斯目前在找一份互联网营销的市场部工作,得知我做过公关经理,觉得和营销颇为相关,便想我帮他看看简历。他来敲门时,我正埋头苦读下星期的论文。他本站在我的房门口,说着就端杯茶走进了房间,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气质。此前我已告诉过欧乌斯,我主要还是从事记者工作,言下之意是,更希望自己被当成为一个写作者。但看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显然是我比较“正当”的职业。

欧乌斯实际上只有27岁多,但是一脸络腮胡,身材矮壮敦实,看上去就像是美剧《毒枭》里的中年“矮子”。比如此刻,他坐在我的书桌前似笑非笑,用土耳其人那迷一样的深眸看着我,浅蓝色的衬衣下,小肚腩微微凸起,一下就不怒自威起来。作为住在同一个德国家庭的室友,我当然愿意帮他看看简历。尽管,我不觉得自己能提供任何实质的帮助。对这片土地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市场,我一无所知,只隐约觉得,一个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土耳其人,要在德国找一份工作,无非就是时间问题。毕竟这里有大量的土耳其移民,比如柏林,就号称继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的“土耳其城市”。

几个月前,欧乌斯硕士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文学系,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文学系当然不教这个,这是我自学的秘密武器”,他对我自得地眨了眨眼睛。自我认识欧乌斯以来,他一直骄傲又神秘。他的这份工作在一个叫莱讷费尔德-沃尔比斯(Leinefelde-Worbis)的市镇,位于图灵根自由州。所以,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披星戴月地赶往车站,坐火车去到那个城市,下午五点半再原路返回,每天回到家时,哥廷根又再次沉睡了。

“那你干嘛不搬去图灵根?这样你上班就不必那么辛苦”,我问道,也突然恍然大悟,每天清晨的洗手间里,那浓郁的古龙水味道来自何处。

“那边是东德。我工作的那个市镇,人口两万人,房屋、街道一片灰暗。在哥廷根,每个星期五晚上,我都在各个酒吧里和好些人一起喝酒,那里不行。”

“但房租也会更便宜,上班更方便吧?”

“你不明白,你会住得很难受。在哥廷根,这里的德国人见惯了随处可见的外国面孔。但在那里不是这样。我的德语很好,但那里的人,看到有人长了一张土耳其人的脸,就不想跟你说话了。”欧乌斯一脸轻蔑地谈起这个前东德城市,然后说,“我每天往返这两个城市,差别太大了,你去看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Leinefelde-Worbis市镇,我从未去过,但看照片,并没有那么“一片灰暗”。这篇2012年的新闻写道,“由于国家园艺展,Leinefelde-Worbis 的 800 多个车库将在明年春天拆除”。图片来源:DPA。

但这并不是欧乌斯要换工作的唯一原因。更准确地说,想要获得工作签证,他必须换工作。欧乌斯从裤兜里拿出自己的德国居民身份证,颇为得意地向我展示,在这张卡片过期以前,整个欧盟对他畅通无阻,而一旦失效,他就得“回到他来的地方”。根据德国的移民政策,硕士毕业后,他拥有18个月的续签来找工作,但必须和自己所学专业相关。显然,平面设计师不是文学系毕业生应该从事的“正当”工作。然而,市场营销却是“专业对口”——看来人文系学生毕业去做市场营销,全世界都概莫能外。听欧乌斯分析自己的揾工目标,我暗自哀叹,不禁看到自己岌岌可危的未来。

我强忍失落,点头附和,给欧乌斯象征性地提供一些没用的工作建议。聊到后来,与其说是我在提供建议,不如说欧乌斯需要的,是一个并不熟识的异乡人,来聆听他的人生。我们共同的房东菲莉显然不能担当这个角色,尽管足够友好,她在任何时候也都是一个主人:不仅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她从来不习惯当一个聆听者。在这个家庭住上一段时间,我也开始意识到,菲莉喜欢指导你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眼下只有我再合适不过。

欧乌斯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环抱下长大。尽管比起文学,他对谋生的事情更感兴趣,但欧乌斯确实有很强的语言天分。25岁以前,他是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的英语讲师,雅思考试近乎满分,很顺利地申请到了哥廷根文学系的英文硕士课程。短短两年,他的德语水平也到了C1级别,和房东一家人聊起天来,随意在英语、德语和土耳其语间来回切换。当然大多数时候,房东菲莉是那个讲话者,他只要虚与委蛇就好,“我一般就说‘哈哈’,‘对’,然后借口钻进我的房间”,欧乌斯说。

“好些年前我去过一次伊斯坦布尔。我喜欢帕慕克的那本《一个城市的回忆》,你的故乡太美了,你不想回去工作吗?”我故意问出一个事关家园的问题。

“你知道我来德国之前有多少积蓄吗?”欧乌斯完全略过了我提到的帕慕克和他的书,只是愤懑道,“我在大学教书,每个月的薪水是500欧。我工作了三年,攒下了4000欧。这是我来哥廷根之前的全部。”

欧乌斯来到哥廷根后,因为经济原因,做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快递员和货物搬运,直到第二年找到这份在东德做平面设计师的工作,一直延续到自己硕士毕业。

我一时不知作何回应,他却像打开了思绪之泉,一会儿聊起自己长大的过程,一会儿聊起在哥廷根找各类工作的事情。在欧乌斯看来,他长大成年的过程,就是目睹着自己国家或慢或快变坏的岁月。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政治贪腐、宗教回潮,还有那个他视为一切灾难源泉的总统埃尔多安……欧乌斯也不管我是否了解他的国家,一股脑倾泻出来。我也意识到,我作为旅客去到的土耳其,和他所生长的故乡,可能真的是两个国家。 

数年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前拍摄的一张照片,从外表上看,欧乌斯的家乡显然比哥廷根美丽。

“当然,我一点也不懂政治,我只知道我在土耳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说完欧乌斯不忘补充一句,以证明他不关心意识形态,而只想成为一个体面的移民白领。这样看来,欧乌斯显然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即便是他现在这份通勤时间过长的临时工作,也能挣到原来两倍以上的薪水。

我的聆听显然让欧乌斯颇为开心,于是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在德国找工作的软件,说自己已在上面已经投递了很多简历。他最期待能进哥廷根本地最大的一家跨国公司,却倒在了四轮面试的最后一轮。说着,他打开手机,几番搜索下,就给我发了一些招聘会中文的跨国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并提前恭喜我,“你在这里拥有大好的前程”。

回到自己的房间前,欧乌斯显得踌躇满志起来,又给我打开一个二手车软件,畅想起自己的未来,“你看,这些车都很便宜。找到新工作后,我会买一辆二手宝马,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积蓄了。”

“再过不久,你一定会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的。”

“你也一样,兄弟。下周五喝酒时,我叫上你。”他起身,端着茶杯。

我连忙说好。

“我在哥廷根有足够多‘有用’的朋友。”走到房门口,他再度补充道。于是我知道,去某酒吧喝酒打折,去某银行办卡优惠,我都可以得到欧乌斯那些“有用”的土耳其朋友的帮助。他转头前再次露出威严的笑容,在我的房间里留下浓郁的古龙水味道,我感觉自己在跟教父行礼告别。

欧乌斯离开后,我在香气氤氲中发了阵呆。每个人都有自己来到哥廷根的理由,我自然不是为了更高的薪水才来这里。眼下我没打算去找一份工作,丝毫不向往和前几年一样,那种全职上班、兼职读书、业余打官司的状态。我希望告别那身心解离、机械般坚持的几年;也因此幻想过,哥廷根会成为我的瓦尔登湖,能够公民不服从地重建生活。

但现在看起来,首先是我的室友欧乌斯,告诉我真实的移民生活意味着什么。

家园

“这篇论文所要谈论的,是生活在欧洲的外国人,事实上成为了‘失踪的民族’,他们生活在这里,但这里从未成为家园,他们的存在不被看到。也因此,在欧洲生活的人们,被人为地分为了‘欧洲同胞’和‘移民与难民’……”

玛丽亚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道。她在讲的是上周末欧乌斯来找我“改简历”时,我埋头苦读的论文。我读得似懂非懂,因此对玛丽亚的讲解异常感激。

玛丽亚是这门课所研究的关键词在这一周的“专家”,本周她负责撰写“公民权”(Citizenship)的百科,并且在课堂上分享。

十一月初的这天上午,阳光好似珍珠,透过窗外枯黄高大的树枝,散落进三楼的教室。我坐在靠窗处,一边体会哥廷根稀薄的太阳,一边听玛丽亚讲述“公民权”和“边界”(Borders)的变迁。她追溯另一本书里的研究,认为古希腊的公民权概念,与古罗马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公民权概念不同,而发展到当代欧洲,“公民权”又突然有了新的含义,它可能不再是进步和民主的象征,反而意味着对移民和难民的隔离。这个解释让我想到欧乌斯,他正在奋力寻找的一份可以续签的工作,同样意味着对“公民权”咬牙切齿地追寻。

玛丽亚从公民权谈到难民危机和欧盟的融合,还花了大量的篇幅讲了近年波兰的右翼转向——我因此自动地认为,她应该是波兰人。我也意识到,和其他欧洲年轻同学一样,她们(我是这个专业十个人里唯一的男生)所关注的欧洲议题,和我此前所做的准备大为不同。

来欧洲前,我想研究纳粹、冷战和后共产主义,她们觉得更重要的却是后殖民主义、气候变化、民粹主义、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欧盟整合与难民危机。我花了一段时间,不甘地得出结论,自己是另一个世代穿越而来的过时人物。我想研究的议题无疑是重要的,却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博物馆的记忆空间,对她们的公共生活并不造成困扰。这些博物馆式的历史议题,距离我的心理距离,居然要比她们近得多。

“嗨,思聪。”

下课后,我脑袋放空,有点郁闷地收拾电脑和笔记,突然被人叫住。我抬头,是玛丽亚。她告知我,我们都选择担任关键词“集体记忆”的专家,因此什么时候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当然,前提是在我们都读完那些论文以后。

一边下楼,我一边问起关于波兰的情况,比如不久前立法通过的对女性堕胎权的禁止,以及欧洲法院对波兰开出的每日100万欧元的天价罚款等等,玛丽亚都一一向我讲述来龙去脉。

我也得知,玛丽亚不是我的本专业同学,她只是刚好选了这门课。这半年,她从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过来,进行自己的“伊拉斯谟”。

来哥廷根以前,我本以为只有一个“伊拉斯谟世界计划”,没想到远非如此。欧洲的大学直接将“交换生”、“交换实习”统称做“伊拉斯谟”,这种语义转换对我而言相当奇妙。在这个小城,无论是人文社科生,还是医学生或物理生,你到处都能遇到正在“伊拉斯谟”的年轻人。而这样的语义转换比“交换”的内涵更为辽阔。我突然觉得,那位鹿特丹的先贤若是泉下有知,该会感到相当欣慰。因为若是按茨威格的记录,真实的伊拉斯谟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更像是个莫名其妙的疯子。

玛丽亚就已经做了两年伊拉斯谟。她刚出发不久时,就遭遇新冠大流行,却还是坚持朝西迁徙,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厌倦”,她语带讽刺地笑道。

“你是对波兰的右翼政治厌倦吗?”我们走到了校园广场,在“哥廷根七君子”的硕大标志G7前停下来。

“不,我是亚美尼亚人”,玛丽亚说,“事实上,我反而更喜欢研究波兰出现的问题,那离我更远”。

她补充说,“2018年革命以后,我们的新政府教育部,和波兰有了合作项目。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拿到奖学金去了波兰。我有一年时间学习波兰语,然后可以再向波兰政府申 请研究生,由波兰教育部提供奖学金。你知道,没有奖学金,我是不可能来读这个硕士的。”

哥廷根大学七君子广场,这样的阳光在冬季尤为稀缺。

玛丽亚最初去到的地方是波兰西里西亚地区。和她自己的国家所身处的地缘边界一样,西里西亚地区也位于波兰、德国和捷克共和国的边界,一大部分属于波兰,其余部分属于德国和捷克。边陲地带似乎永远如此,当一切和平友好时,边界意味着交流、多元、繁荣和财富,负责创造丰饶;当纷争四起时,边界意味着战乱、离散、冲突和死亡。西里西亚地区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发源地,也诞生过三十年战争,在二战时,这里被人为制造了两座巨大的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成为犹太人的人间地狱。

不过,当玛丽亚来到西里西亚时,她不必再担心德国、捷克或波兰再爆发吞并的血与泪。这里不再是边陲,而成为了欧盟的内陆。

在西里西亚一年后,玛丽亚通过了波兰语考试,达到了B2水平。除了正常交流,她还可以读波兰文献,也因此读了好些西里西亚的本地文献,对二战、大屠杀、冷战都有了更多了解。对玛丽亚来说,欧盟不仅意味着止戈为武,也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深刻抛弃,转而拥抱康德的世界理想。

她本科学习经济,在申请雅盖隆大学时,却选择了欧洲研究。一方面,玛利亚说自己厌倦祖国的一切,另一方面,那条家园的长链却一直跟随身后。玛丽亚说自己研究欧洲,是为了摆脱她厌倦的纷争,也可以重新思索家园之谜,欧洲不能提供解答,但或许欧洲对她来说,可以提出逼近答案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这样,很长时间欧洲充满战争,但只需要一秒钟,一切都变了。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国家,发动过二战,建立过集中营,屠杀过几百万犹太人,分裂成东西德,以前的人能想象它变成现在这样吗?”玛丽亚指着脚下这片七君子广场。

这样看来,至少我和玛丽亚仍属于相同时代的人物,我们是身处欧洲的异域来客,分享了许多的共同心绪。只是我仍然好奇,她为何会那么厌倦自己的祖国?

她叹了口气,简单讲道:“我参与过2018年的革命,我上街抗议,也被抓进警局,好在革命的结果不坏。但就在2020年,我们又和阿塞拜疆发生了战争,因为最后签署了停战协定,新政府又面临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

“能给我讲讲你参与的革命,和你们的战争吗?”

“这个故事就太长了,我们还是先研究’集体记忆’吧”,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关于我个人的记忆,我下次再告诉你。”

语言

兴许要再过一段时间,我才能知道玛丽亚的革命和战争之旅,又或许,她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遗憾着没能听到她更多的“精彩”故事,毕竟这么一个德国小城,哪儿会有那么多充满神奇、又历经苦难的人?

然而很快,哥廷根又带我进入了更多的世界。几天后,欧乌斯邀请我参加他的聚会,“Duke爱尔兰酒吧,晚上十点”。他接着又发了一条信息,“别迟到”。

有了“教父”的告诫,我提前来到Duke门前,在寒风瑟瑟中等了接近半小时。欧乌斯和另外一些人姗姗来迟,然后做了解释,据称是一个女生刚刚回到哥廷根,他们等了好一会儿。此时新一波新冠感染飙升尚未到来,Duke酒吧不用检查疫苗或康复证明,也无需做检测。我们一行人坐了整整两条长桌,大约有十五个人左右。坐定后我才知道,这个聚会是另一个叫阿米尔的土耳其人组织的,他人高马大,一身西服皮鞋,右手腕戴着硕大闪亮的手表,仿佛刚从金融街下班,在一众人中显得颇为耀眼。欧乌斯在他面前,气场立刻低沉不少。 

Duke爱尔兰酒吧,哥廷根学生最爱的酒吧之一,白天通常是安静的,夜晚才是它苏醒的时刻。

我感到无所适从,介绍完自己后,只是点了杯小麦啤酒,自斟自酌起来。欧乌斯在斜对面和一个女孩相谈甚欢,此刻他显然不需要我的倾听。而更多男男女女则围绕着阿米尔。再过了些时候,到我昏昏欲睡时,莫尔来了。

他一头卷发,一脸黝黑,小眼睛上挂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外面穿一件毛呢翻领棕色外套,里面是一件淡蓝色的短袖,这身装扮看着就好冷。莫尔和众人友好地寒暄后,坐到我身边的空位,介绍了自己。“我来自苏丹”,他说。

我愣了一下,只好坦白自己不怎么了解他的国家,只是偶尔在媒体上看到。“没事,我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也不了解我的国家”,说完我们都大笑起来。显然我们俩的“不了解”,有完全不同的意涵。但好处是,他这个略带沉重的玩笑,让我们的谈话得以顺利展开。

莫尔说,阿米尔宛如一个地头蛇,这里大多数他邀请来的“朋友”,都是他开的Airbnb曾经的住客。莫尔自己也是如此,刚来哥廷根时,他就住在阿米尔的民宿里。他接着低头对我笑着说,“阿米尔就是喜欢女人”。我抬起头环视了一圈,这天确实来了好些打扮入时的漂亮女人。

而莫尔自己不擅长参加各种聚会,每次来到一个聚会,他总是“stick to one person”,总是和其中一个人聊一整场。很显然今晚这个人是我,这让我很感激他。

他来自苏丹,在新冠大流行爆发后来到德国。他研究过爱因斯坦和希尔伯特在哥廷根的故事。他25岁了,在准备物理系本科的入学考试,因为他在大学第三年时,放弃了自己在本国工业工程的大学本科,这是一次重读。他英语很好,又必须在六个月之内达到德语B2水平,否则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前五分钟的信息,就足够让我对他的身世充满兴趣了。

但更亲近的直接原因,是莫尔知道我来自何方后,紧接着就问我,“你喜欢Wong Kar-Wai吗?”

“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外国人,说起王家卫的广东话发音,竟然还如此标准。

“Chungking Express, In the Mood for Love, Happy Together…我看过好多遍”,他说。我暗暗心惊,好在自己曾有几张王家卫的英文版DVD,知道这些英文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中文名,否则我能谈起的王家卫电影,还比不上眼前的这个苏丹物理学系预科生。

“我喜欢王家卫电影里的香港”,莫尔比划着手,示意镜头的摇晃。他喜欢电影里面的暧昧、挣扎和晦暗不明。莫尔靠向座椅后背,回忆此前在德国的一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看了一整天王家卫的电影。显然,此刻他已回到那天的情境中,“有时候我真的不清楚他在表达什么,但我喜欢那种氛围”。

一会儿,莫尔话锋一转,又说起了周星驰。此时他的神态立刻不一样了,刚刚他进入王家卫电影里的表情,也随即无厘头起来。“不过有个香港朋友跟我说,要看广东话版,才能真正理解那种滑稽,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了”,莫尔笑得一脸灿烂。

我们聊得更投机后,他开始讲起自己也同样短暂的德国学习经历。

莫尔比我早来哥廷根几个月,那时他不会一点德语。他需要同时准备德语考试和物理系入学考试,而由于哥廷根的物理预科只能德语授课,他就辗转到莱比锡大学读预科。所以今天,他居然是从莱比锡赶来赴约的。

说实话,我觉得短短几个月,莫尔的德语已经相当流利。和旁边的德国女生说话时,他用德语对答如流,尽管我听不明白,但他的德语绝不是一个词接一个词地抖落出来。“这没办法,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快速地提高德语”,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给我介绍了一个网站,叫做米歇尔·托马斯 (Michel Thomas)。

莫尔说,这位米歇尔·托马斯是欧洲传奇。若是看他前半生的履历,你会以为他是革命家,而非语言学家。他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童年生活富裕。纳粹崛起后,他只好去法国波尔多大学读书,随后辗转在索邦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当法国也沦陷后,他改名为米歇尔·托马斯,加入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抗争遭遇挫败后,托马斯被关进集中营,又伪造证件出逃,并说服盖世太保,自己只是一名不问政治的法国艺术家。

托马斯在流亡各国的苦难人生中,学会了多门欧洲语言。凭借此他加入盟军情报部门,帮助美国陆军抓获过上千名纳粹战犯。在二战的最后一周,托马斯还策划挽救了一批即将被盖世太保销毁的纳粹文件,保留下了全世界一千多万名纳粹党员的档案,为日后的审判留下证据。托马斯的家人大半死于奥斯维辛,而他则凭借“语言”,实现了最完美的复仇,从纳粹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家园。但战后,托马斯的家园再度几易其主,他从未真正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远走美国,在那里创办了自己的语言学校,教授欧洲各国语言。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个故事已远超“语言学习”。莫尔刚刚为我讲述的,是一部更为超现实的《波斯语课》。然而,此后我在查询才得知,这位语言教育家的一生也备受争议,无论是其二战经历,还是他创立的教学方法。

但这些都不重要,至少莫尔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使用米歇尔·托马斯的学习法,你需要反复听最初的’初级德语’(Foundation German),他们会非常科学地给你讲解德语的语法结构,消化完之后,你就能比较流畅地日常交流。当然,我还下载了B2水平的2000个核心德语单词,我每天背这些词汇。这样的结合非常有用。”

当莫尔谈及语言和签证的关系时,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多邻国”这个软件上,每天学的那点德语进度。我已坚持打卡了两个月,仍然收效甚微。每次打开“多邻国”,进入界面时,总会有几秒钟停顿,大概是向用户介绍:在某个西欧国家,有多少人在学习某种官方语言,那些学习者中有多少百分比,都是移民和难民。

这个明星学习软件以此展示一个包容开放的欧洲,一个拥抱世界主义的教育企业。移民和难民,本国人和他国人,都不是“我们”与“他们”。外国人只需打开软件,玩益智游戏闯关般,每天打卡,和他人竞赛排位,经过“关卡”,进入“城堡”,模拟故事,你终究会掌握这门语言。但莫尔的生活不是益智游戏,他在和自己的命运赛跑,这个国家给他的期限是六个月。他的处境显然比欧乌斯和玛丽亚更为艰难。

莫尔并不介意谈及自己为何离开自己的国家,他讲到自己去年(2020年)亲历的抗议事件,讲到被枪杀的学生,甚至给我讲到苏丹在六十年代独立以后的治乱循环,“我们总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民主,我们有自己的军政权。我们先是民主,然后被军队政变接管,人们抗议,流血,再获得民主,每隔一两年,循环往复。人们生活得很贫穷,每年都有很多人饿死……就是这样。”

“我会回去恶补你们国家的历史的”,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而抱歉。

“没关系,兄弟。这不是你的义务”,他笑着说。

“你的家人呢?他们要留在苏丹,还是准备来德国?”

“他们想去加拿大,因为那里讲英语。以我父母的年纪,让他们来重新学习一门全新的外语太难了。但去加拿大也同样困难。我还年轻,来德国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于是我就先出来了。老实讲,未来去哪里,我不知道”。

我听得纠结又难过,莫尔倒是讲得非常轻松。事实上,在我认识他的第一个夜晚,就感到他身上难以掩盖的“纯真”气质,从王家卫到周星驰,从米歇尔·托马斯到苏丹,他全程满脸悠闲,给人一种魔法般的亲近感。尽管莫尔最终抵达的地方仍然成谜,但眼下,他的目标就是哥廷根。

“我来哥廷根前,很仔细地研究过1910年代这里的物理学往事,那种荣光太让人心驰神往了。我未来会报读哥廷根大学的”。莫尔接着补充说,“如果没有30年代的纳粹大清洗,现在这里的一切,会更不一样的”。

技能

那次聚会后,过了段时间,欧乌斯或许再次需要我的倾听了。他仍坐在我房间的书桌前,我则坐在单人床上。我照例问了他找工作如何。他带来了不错的消息,眼下有个“完美”的工作,他极有可能得到。不过显然,欧乌斯今天心不在焉,更想分享那晚聚会发生的事情。

我说起自己和莫尔相谈甚欢,聊了聊莫尔的经历和他的国家。不出所料,欧乌斯听完毫无兴趣,说了句,“哎,我不懂这些事情,我不是那种(关心政治的)人”。转头,他就岔开话题,他似乎喜欢上某位在场的女生。然而两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交往后,又分开了。

欧乌斯显然很受伤,“我在很焦虑地找工作,没有进入一段关系的想法。我的大门是紧闭着的,她主动来敲了我的房门。我稍微打开门,她说想进来我的房间。当我最后允许她进入房间后,她却对我说,对不起,是她没想清楚。”

他没有讲更多两人交往的具体细节,我本只想听着,但他重复着这个开门关门的比喻,让人感到不耐烦,于是说,“这也是好事,毕竟对设法在异国谋生的人来说,亲密关系是最不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人连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接着劝他,忘掉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历吧,在酒吧相遇的年轻人,荷尔蒙总是游移不定的,那一刻他俩只是恰好在同个频道,醒来就再也找不回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欧乌斯感谢我安慰他,他此刻显得忧郁极了。第一次,他不再是那个神秘威严的“教父”,而是变成了明显比我年幼的人。

我劝欧乌斯集中精力,搞定那份“完美”的工作。据他说,那是一个融资巨大的新兴科技创业公司,因为希望进入土耳其市场,所以需要一个同时掌握土耳其语、德语、英语,并且懂互联网营销的人。“这工作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那之后再考虑其他所有事情吧,你还能买一辆汽车”,我回道,“毕竟,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的技能就是你”。

说出这句颇为“精英主义”的话时,我才意识到叙利亚人奥马尔对我的影响,因为这样一句功利主义的话,显然不是我的风格,我只是从他那儿听来的。这个叙利亚人的原话大概是,“人们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只渴望着从天而降的福利。但在真实世界,你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你就是你的技能。”

我是在参加一次校友聚会时,认识奥马尔的。那时我在一箱啤酒前犹豫,不知在何处付费和开瓶。他走过来,拿起一瓶啤酒,干净利落地徒手开瓶后,递给了我,附赠我一脸灿烂的笑容。我询问是否应该付费,他则一脸狡黠,低声说,“如果没人在这儿守着,你就默认免费吧。”

此时我完全不会想到,“狡猾”的奥马尔是一个“精英白领”。

奥马尔介绍自己来自叙利亚,在哥廷根五年多,去年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加入哥廷根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做数据分析师。他和欧乌斯一样都是27岁,而他工作的地方,就是那家欧乌斯求而不得的公司。

我同时心里默数,五年前、又来自叙利亚,那么奥马尔正好是在难民危机的高峰期,来到德国的。“你是……‘难民’吗?对不起,我不想用这个词”,我不好意思地问。 

“没关系。对,我是以难民身份过来的”,奥马尔仍是一脸令人惬意的友善。

在哥廷根旧市政厅,我目睹了一场悼念在Hanau市镇发生的 9名移民被杀害的活动。2020年 2 月 19 日,杀人者在杀死9名移民后,同时杀死了自己和他的母亲。联邦罪犯警察办公室认定这是一场极右翼和法西斯犯罪。

五年时间,奥马尔从一个颇被污名化的“难民”,变成了一个“高级白领”。至少眼前这个叙利亚人,算不上玛丽亚所讲述的“失踪的民族”。与此同时,在默克尔开放德国大门的那一刻,德国政治生态也就此完全改变。此前数十年,尽管右翼势力在两德统一后迅速崛起,但从未来有任何极右翼政党(比如DVU、NPD或者PEIGIDA),获得过联邦议院的议席。然而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此时突然崛起,凭借反对移民与难民的议程设置,他们进入议院,来自前东德地区的得票比例高达21.9%,与之相对的,来自西德的则为10.7%。

奥马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自己的五年。

那次校友会后,我们很快就第一次单独见面,咖啡馆仍然还不需要任何证明,就能自由出入。这天我们没怎么聊他在德国的事情,反而听他讲了很多他的叙利亚故事。他出生在首都大马士革的中心城区,在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父亲的时代度过童年,这里警卫森严,即便是在革命与叛乱后,仍然有良好治安,他的父母仍居住在那。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他从头给我讲解他所认知的叙利亚当代史。“我们是共和国,哈菲兹·阿萨德号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其实他只是个独裁者。叙利亚就像是一个‘妓女’,谁给的钱多,就跟谁。先是苏联,后来是伊朗。当他在2000年去世后,他的儿子从西方回来,那时候舆论觉得,巴沙尔接受过西式教育,会让叙利亚走向民主。但实际情况是,他比自己的父亲更残暴。”

奥马尔说,在革命后,叙利亚有95%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的人生活还不错,或者更为富裕。他大方地承认,自己的家庭就属于那5%,属于叙利亚的特权家庭。甚至在革命前,他父亲的货运公司还能在海外开设办公室。只不过后来,一切海外贸易都停掉了。

革命爆发时,奥马尔十六岁,读高中。他被家人送到黎巴嫩读完高中,并升入黎巴嫩的大学学习经济。此后数年,他都在邻国遥望祖国的混乱,只有一两次回到过大马士革。

“那之后,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是四十万,但实际上,可能死了超过一百五十万人。革命之前,叙利亚人口是两千两百万。现在叙利亚国内有大约一千万人。超过八百万人像我一样,成为难民和移民”,奥马尔介绍道。

他说那些年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先是不成气候的革命,后来政府从监狱里放出极端宗教势力,纵容他们搞破坏,然后借口镇压。再之后则是更加混乱的局面,(非暴力的)伊斯兰宗教势力与极端恐怖主义、左派与极左派、右派与极右派、接受各国资助的其他武装势力、各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大约有九十个不同的势力,他们有各自的武装和代表的势力。绕了一圈,最后巴沙尔还是回来了。像我家人的看法就是,尽管他是个暴君,但也只有这个暴君才能稳住局面。”

“九十还是十九?”我担心自己英语听力不行,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九……十”,他张大嘴巴,再次确认了这个数字。

“那,你同意你家人的看法吗?”

“我当然不同意,这太疯狂了。除了我家人,很多叙利亚人也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将不会有95%的贫困人口。然而事实是那样的社会根本不可持续。况且,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革命,更不存在重建政治,从一开始,它就被打断了。只有叛乱、恐怖主义和镇压,以及各个外国势力。如果排除各国势力,你总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重建叙利亚,但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也许,要再过十年吧。”

这只是我第二次见到奥马尔,已经不难发现,他看到的世界充斥着理性和数字,用一个又一个精确的数字,构建了他对自己人生和国家的理解。到我们告别时,他提议,“下次咱别聊自己的国家了,聊聊各自的德国之旅吧,这更有趣”。我欣然同意。

那之后不久,大疫再临、感染率飙升,我们又一次见面时是十一月末,几乎所有咖啡馆内,都恢复检查疫苗证书。由于我还没打完两针疫苗,几番寻觅之下,我和奥马尔只好坐在了一家咖啡馆的外面——在室外,你无需出示证明。我身披毛毯,听奥马尔的德国故事。

在黎巴嫩读完大学后,正好德国开放了国门,奥马尔得以申请难民身份。学习完一年德语后,他申请进入了哥廷根大学,继续研究经济,用数据和模型来理解这个他旅居的国家,和他自身的处境。

刚来时,尽管他每天只能花七欧元,却已开始研究德国人均教育成本,这是他某篇论文的题目。他把个人称作单位(unit),而德国政府花在每个德国“单位”身上,从出生到工作的教育成本——“平均是二十万欧元”。而当一个像他这样成熟的移民或难民到来时,对德国政府来说,就得到了一个“单位”的“免费劳动力注入”,他用了injection这个词,那让我想起移民“劳动力”就如同打入德国体内的一针疫苗一般。

也因此,奥马尔研究得出结论,德国向难民打开的国门,主要不是人道主义的,而是经济效用的。“当你有更多移民和难民时,就有更多劳动力,政府培训他们花的钱,要远远低于二十万欧。这些人可以迅速地投入德国需要的产业”,他继续分类,“最高端的精英专家自然是稀缺的,而最低端的劳动工种,那些工作根本没有多少德国人愿意做。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需要大量移民,只是很多德国人不理解这一点,如果没有移民,他们的福利到下一代就会减少,他们的退休年龄就要延长,他们的社会制度将会不可持续。”

“按你的分类,你属于高端的精英专家吧?”

“我接近这水平。我说的高端和低端,是指工资收入,没有其他含义。我离那里,还差一点点。”他双手拢出一个狭窄的缝隙,那就是他自认和“精英专家”的距离。

“有些德国人觉得移民也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你怎么看?”我故意问出这个问题,他一定会有独特的回答。

“当然,这是事实。比如我获得了这份数据专家的工作,就会让一个德国人失去这个机会。但我想,这取决于你是个现实主义者,还是个白日梦想家。”

“怎么说?”

“如果你做白日梦,觉得仅仅因为你是德国人,国家就会给你所有的机会,那你就太没有现实感了。”紧接着,奥马尔就说了那句让我铭记的话:“人们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只渴望着从天而降的福利。但在真实世界,你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你就是你的技能。”

他接着补充道,“我的技能,比某个德国竞争者更适合这个岗位,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奥马尔严密冷峻的论述折服。此前,我从未接触过真实的“难民”,一切关于难民的阅读和想象,都和“边缘化”、“双重意识”、“失踪的民族”挂钩,而眼前这个友善、狡黠、专业的“精英难民”,用了五年时间,成为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数据专家。

当然,同样基于他用数字理解的现实世界,奥马尔认为未来十年,德国的民粹主义会不可避免地上升,世界也将变得更为复杂。短暂地皱眉后,他又回到自己习惯的研究者身份,“我想,从16岁开始,我在许多国家生活的好处是,每到一个国家,你都能研究它出现的‘问题’,这样的生活才更有趣。”

我们的聊天以预言一个悲观的未来结束。我想到他所说的那个复杂的欧洲未来,但马上提醒自己,对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人来说,这世界还能复杂到哪里去?

再过一段时间,奥马尔感染了新冠病毒,花了好些时日自我隔离才痊愈。而我则被困在了浩如烟海的论文中,我们相约数次,却一直未能再谋面。在完成一篇关于德国民粹主义的论文后,我写信件感谢他在那次聊天中,提到的数篇论文和研究结果,并且附了一句,“你果然就是你的技能”。而他则回复我,自己身体目前不错,正在谋划长租一套大公寓,准备自己当房东。

虽然一切已重新紧张起来,我还是收到了另一个好消息。有一天欧乌斯告诉我,他得到了那份完美的工作。公司虽然也不在哥廷根,但距离没那么远,好过那个东德的市镇。他那天格外开心,难得的像个少年。他说自己辞掉了那份披星戴月的东德工作,准备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入职这家融资巨大的新兴科技企业。

我们在夜里一起喝了杯酒,他说,“感谢你思聪,你的预言成真了,这真是一份完美的工作。”我想到,在这个不知何时终结的大疫中,奥马尔要做房东,欧乌斯找到了工作,我为他们开心,也同样想到莫尔和玛丽亚,不知道这些思绪中是否包含了自己的未来。

离散

在Omicron到来前后,我终于也和玛丽亚一起做完了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集体记忆”的研究。

除了解释它的学术含义,我还尝试分享了“1968一代”德国人的记忆抗争。二战后,德国经历了沉默的二十年。是这叛逆的“1968一代”,用重新发掘档案、拍摄电影、撰写新闻报道和学术著作的方式,去反抗自己的前辈“1933一代”和“1945一代”德国人的集体记忆。“1933一代”对亲历的纳粹时代缄默不语,“1945一代”则不问政治……只有这反叛的一代人,重塑了今天德国的集体政治记忆。

“如果没有这一代人对过去罪行的自我揭发,从和欧洲拥有了‘共享记忆’(Shared Memory),欧洲人会继续在’遗忘’和’复仇’间挣扎和斗争。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欧洲的共同体”,我对自己的引申研究颇为自得。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68运动 “的历史贡献并不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它对一个新欧洲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源:1968 in Germany: A generation with two phases and faces, Eurozine)

这段时间合作以来,我更感到玛丽亚的“学霸”气质,在很多方面我接受她的指导,比如写作百科时,她负责提纲挈领,我则执行某一部分。她在综述部分,“超纲”引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据说那是她在雅盖隆大学的学习结果。

事实上,我和玛丽亚几乎每周上课都会见面。她会说另外一门欧洲政治科学的课相当无聊,我回应自己也觉得有点难。而她抱怨的,可能是不够难,“为什么课堂上要重新讨论一遍每周要求读的论文?这些是我们在家里就应该完成的事情。课堂上应该聊些更新的内容”。

另外一次,我和玛丽亚都参加了欧洲同学组织的聚餐,大家各自带来自己国家的食物。玛丽亚似乎不太习惯这种场合,她对音乐或美食,没有那么热爱。我分明感到我们和欧洲人的不同,不是在学术领域,而是在生活中。玛丽亚可以是学霸或者革命者,但没办法成为一个生活家。

不知道是不是玛丽亚觉得与我合作愉快,课后,我们到哥廷根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同样是在露天的座位上,她终于愿意把没讲完的故事告诉我。

事实上,玛丽亚所经历的那场革命,总的来说相当和平。没有多久,她们便拥有了一个民主制度。她最初走上首都埃里温街头,随后被抓进警察局,被审问,也没有经历暴力折磨。很快风卷残云般,那位革命领袖,一个前记者和律师,成为了新任总理。而玛丽亚很快重获自由,回归校园完成学业。那时她仍是大学生,对未来充满赤忱,也说自己不像现在这样,任何时候都是严肃的。

颇为和平的转型并为解决亚美尼亚所身处的地缘困境,也未能让它摆脱苏联解体时所遗留的那个世界。作为一个身处南高加索山脉的小国,它四周是阿塞拜疆、伊朗、俄罗斯、土耳其、格鲁吉亚。只有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处境类似,它们共同在夹缝中生存。苏联解体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从此开始了纳卡地区(Nagorno-Karabakh)的领土之争。这么说吧,那里是位于阿塞拜疆境内的,主要由亚美尼亚族裔生存的,一块分离主义飞地。在如此复杂的情境下,冲突每隔几年就会爆发。到2020年9月,战争再度爆发。而那时,玛丽亚正在西里西亚——一个曾经充满血泪的地区,学习波兰语。

在谈话中,玛丽亚对新总理和新政府评价颇为正面,但这场战争改变了国内民意对新政府的看法,让一切再度摇摇欲坠。“那些民族主义者认为现在的总理是投降主义者,他面对巨大的压力。但我不会指责他,除了签署停战协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总之,竟然不是因为革命,反而是因为本国民族主义的汹涌,玛丽亚决定一时半会儿不再回国,而是留在波兰,也不再研究自己的家园。

玛丽亚讨厌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但对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者,她感到更多的是害怕。她说阿塞拜疆对本国人民从小到大就有“系统性的仇恨教育”,即便是在波兰或是在德国,她也害怕遇见海外的阿塞拜疆人,因为那个人也许会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曾经在欧洲发生过,一个阿塞拜疆男人残忍杀死亚美尼亚女人的恐怖事件。”

玛丽亚讲述这个场景时,她脸上的表情我无法忘记。我们坐在街头,她的眼神却开始左右摇摆,看向来往的行人。我突然意识到,认识玛丽亚以来,她身上总是紧张拘束的感觉,到底从何而来。此前,我误以为,她的紧张和对家园的厌倦,都是来自那场革命,但显然,它来自于更近的战争和更遥远的历史。 

哥廷根的街头总是悠闲散漫,几乎很难让你感到紧张。

“无论如何,我们亚美尼亚人在上千年前,就在经历不断的大离散(Diaspora)。最近的一百年,1915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我们经历了亚美尼亚人种族屠杀,那导致了我们现代版的大离散。”

她接着说,“你知道,现在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一共有二百九十万人。而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却超过一千万人。在克拉科夫,在哥廷根,我经常能看出谁是我的族人。你甚至可以说,也许真正的亚美尼亚,不在亚美尼亚,它散落在所有地方。”

做记者时,我报道过某年的中国春运。文章里我写道,中国农民工的南渡北归,就如同古亚美尼亚人的“大离散”,觉得颇有史诗意味。我的某个文学学位,是研究“离散文学”得来的。可能源于自小“走出三峡”的经历,我似乎痴迷于“离散”的某种美学意涵,却从未料到,自己会在人生的某一天,在哥廷根遇到一个真实的亚美尼亚人。而她会愿意给我讲述自己民族的离散,并且她还决定“自我”离散。

当你真实地认识这样一个人,她颇为学霸,说话书生气,总在劝我读着读那,参与过革命,却又厌倦回望家园,以至于在哥廷根这惬意散漫的小城街头,有时都显得过分紧张……了解所有这些之后,我又该如何理解“离散”?

至少从此往后,在我所有关于“离散”的想象中,她一定会成为那个最具体的形象。又或者,在哥廷根这个小城里,我所遭遇的所有异域来客,谁不是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当你试图去聆听她们的来路,再望向她们身后的那条长链时,那个世界就突然变成了巨大的迷宫。

那之后,Omicron彻底爆发,哥廷根大学决定全面改成线上授课,我和玛丽亚从此只在Zoom上做同学。到大疫稍缓时,欧洲同学们又开始聚会,她则已离开哥廷根,继续自己的伊拉斯谟之旅,我们居然再也没真实地见过一面。

我和莫尔则不一样,大概是因为同为男人,他又为人幽默轻松,聊天总是更方便一些。我时常在信息聊天中,用奥马尔的例子鼓励莫尔,希望他顺利考过德语测试,进入哥廷根大学物理系。以后即便当不了物理学家,也能做一个高级白领。他则总是希望我能尝试用英文多写点文章,这样他就能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称写作者的骗子。

我认为是出于友谊,我真的有去恶补莫尔国家的历史,在自学和莫尔的帮助下,理解他和他身后的那条长链。一开始是他给我发一些文章和维基百科,后来,则是我看到关于苏丹的新闻报道就发给他,请他点评一番。莫尔当然也会让我做同样的事情。

2022年开始时,我给他发去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为什么苏丹如此不稳定?”这篇报道没有太多新鲜理论,因为苏丹的治乱循环,莫尔早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过我。

只不过这一次,苏丹的文官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 Hamdok )再次下台,在任仅六周。需要说明的是,我刚和莫尔认识时,这位总理刚刚遭遇军队政变,被关入监狱。那之后,为了平息民愤,他又被军队重新启用。据报道,他并不情愿地重新接手总理一职,却被抗议者认为,他和军队政变者同流合污,制造了军队合法性的假象,成为了一个傀儡。这一次,他被自己曾经的支持者推翻。

“兄弟,我告诉过你的,没有希望了。”莫尔回复我,发了数个哭泣的表情。

我很难想象他内心的苦楚惶惑,只能决定请他在哥廷根吃一顿越南菜。吃越南菜的理由是,因为我对生活太过匮乏,并不知道哥廷根哪里有中餐馆。而我这时已打完了两针疫苗,很多餐馆终于不再把我拒之门外。

在饭桌上,一开始就着那篇报道,我们仍然聊了些沉重的话题。

莫尔告诉我,其实来德国以前,他少年时代就去过好些国家。他的父亲是苏丹的外交官,童年时他跟随父亲去过好些非洲和欧洲国家,有一年,他住在巴黎,但那时候太小,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那之后的许多年,由于他父亲只是个职业文官,不具备任何背景,所以在每次政变的治乱循环中,他父亲就得回国,再等待重新安排,以及在哪些国家仍有领事馆。如今他的父母就是这样。“我爸妈都待在首都喀土穆,但他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

我鼓励他,“有个亚美尼亚女生曾告诉过我,有时候一秒钟,一切都变了。她说的是德国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对未来抱持希望。”

我真害怕莫尔会变得意志消沉,妨碍他的德语考试和大学申请,因此说了些自己也不确定的话。但显然,他并未如此。他说自己的德语水平又有进步,并且也逐渐可以跟得上德语授课的物理课程。这一次,莫尔相信自己可以不用六个月期满后,必须回国了。莫尔是穆斯林,不喝酒,我于是举起一杯西贡啤酒,单方面一饮而尽,恭喜他加入“移民”的行列,“某天你可以把父母接过来,现在轮到你,来带着外交官父亲游历世界了”。

饭后,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散步到哥廷根大学的主图书馆门口,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我停下来,望向这个温和的月亮,发着呆,居然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在明亮的月光下,我能看到自己嘴里冒出清冷的白雾。

莫尔也在凝望月亮,接着转头对我说,自己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翻译的中国古诗,“你们中国古代的诗人,是不是总爱书写月亮?”

以后

同样是2022年以后,欧乌斯说自己病了,但没有讲明原因。他既没去上班,晚上也没出门喝酒。他那扇窗户的灯,经常亮到两点以后。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那段日子,我也经常熬夜写论文。

直到一星期后,我们在厨房“相遇”,欧乌斯才愿意跟我说出原因。那份“完美”的工作,实际上他只做了一个星期,便辞职了。“我不是因为新冠或者流感生病的,我是因为这份工作生病的”,他愤怒地说。

据欧乌斯所说,那家公司宣称在做无人机,竞争对手是中国的大疆DJI,但根本不在同一水平,“这么一家小公司,公司的高管们都开着豪车。去的第一天,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他们只有一个号称的产品。我逼问自己的上司好几次,他才说,去年一整年只买了几百台产品。他们一直在骗投资人的钱。”

欧乌斯接着解释,“但最重要的,我本来应聘的是互联网营销岗位。但去了之后,他们要我去做线下营销,我实质上变成了一个推销员。”

我一时语塞,也无从验证真伪,只觉得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听来也太过熟悉,却没想到是一个土耳其人在德国的遭遇。而这个“骗子”案例的反面对照物,却是一家成功的中国公司,真是时移势易。“我辞职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很快就会完蛋的”,他说。我想,这句话是欧乌斯最后要捍卫的尊严了。

而欧乌斯自己,决定彻底离开哥廷根。他有叔伯两代土耳其人,生活工作在汉堡,亲戚之间互相照应,那个港口城市工作机会也更多。“无论如何,德国的机会总是多于土耳其的”,欧乌斯最后说。

至于叙利亚人奥马尔,他真的租了一整套房子。现在,奥马尔成了另外两人的房东,在这个三室一厅,他成了“说了算”的那个人。在我要离开哥廷根时,我邀请了好些人去酒吧,他欣然到来,那晚我们没有聊叙利亚或其他什么国家,他也不再只是“他的技能”,而变成了嬉戏的酒徒,我也同样如此。

“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够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我醉醺醺地,想到米沃什写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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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下,抵达哥廷根

客居己乡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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